第10章 契约之缚（2/2）

然而，祖叔对此却并不乐观。有一次父亲兴奋地说起开挖机的前景，祖叔蹲在门槛上，只是闷头抽烟，半晌才沙哑地说了一句：“那铁家伙，动静太大，伤地脉……小心点好。”

父亲正在兴头上，没太在意：“阿叔，现在时代不同了，靠机器吃饭了。地脉不地脉的，顾不上了，得先顾嘴。”

祖叔不再说话，只是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后的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担心的不仅是地脉，更是怕这巨大的“动静”，惊扰了某些本就不安分的东西，或者打破了他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脆弱的平衡。

几个月后，父亲竟然真的学会了，虽然不算精通，但基本操作已经没问题。阿伟也够意思，帮他联系了一个去广东潮州那边工地的活，说是那边大开发，急需开挖机的司机，工资比家里高好几倍。

消息传来，母亲又喜又忧。喜的是家里终于有了个盼头，忧的是广东那么远，父亲一个人去，她不放心。父母关起门来商量了几个晚上，最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父亲先去，如果稳定了，母亲就带着弟弟过去，一家人还是在一起。而我，则暂时留在村里，跟着祖叔祖婶继续上学。

理由听起来很充分：我身体刚好转，经不起折腾；转学手续麻烦；祖叔祖婶年纪大了，也需要人照顾（虽然更多是他们照顾我）；家里的田地也不能完全抛荒……

但我心里清楚，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那个无法言说的“契爷”。父母或许懵懂地感觉到我离不开这片土地，或者说，离开可能会发生更不好的事情。祖叔肯定在背后用他的方式劝说过了。这个决定，是对现实无奈的妥协，也是对我身上那份“名分”无声的敬畏和恐惧。

我知道，我要被留下了。

尽管对城镇有恐惧，对未知有不安，但当真正意识到父母和弟弟将要远行，而我被独自留在充斥着诡异记忆和无形契约的村庄时，一种被遗弃的冰冷感，比那“契爷”的注视更刺骨地扎进了心里。

离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家里的气氛变得奇怪，一种混合着希望、离愁、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弥漫开来。母亲开始疯狂地收拾东西，把能带走的打成包裹，不能带走的仔细收好，反复叮嘱祖婶米缸在哪油盐在哪。她给我缝新衣服，眼睛总是红红的。

父亲变得沉默了许多，只是更卖力地帮着祖叔做些重活，把屋前屋后修缮了一遍。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愧疚和不舍，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或许他觉得，把我留在祖叔身边，是当下最安全的选择。

弟弟还小，不懂离别之苦，只知道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坐大汽车，很兴奋。

最难受的是祖叔。他抽烟抽得几乎到了骇人的地步，常常一整夜都蹲在门口，烟火明灭不息。他看着我时，那沉甸甸的负罪感几乎要溢出来。仿佛把我留下，是他一手造成的，是他用那些鬼神之说，捆绑住了我的人生。他几次张嘴想对我说什么，最终都化为一串剧烈的咳嗽和更加浓重的烟雾。

临走前夜，父亲把我叫到跟前，从那个随身多年的、磨破了皮的黑色人造革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铁皮铅笔盒，上面印着“九九乘法表”和鲜艳的卡通图案。这是他特意去镇上供销社买的。

“小生，”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在家要听话，好好跟祖叔祖婶过，好好读书。等爸在那边站住脚，情况好了，就……就接你过去。”他的话说的有些犹豫，似乎自己也不完全确信这个承诺。

我接过铅笔盒，冰凉的铁皮触感让我一颤。我点了点头，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阿伟就开着一辆破旧的拖拉机来了。父母和弟弟的行李不多，就几个编织袋。母亲抱着弟弟，哭成了泪人，反复摸着我的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红着眼圈，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提起行李，决绝地转身爬上拖拉机。

祖婶在一旁偷偷抹眼泪。祖叔则蹲在屋檐下最深的阴影里，整个人几乎被烟雾吞没，只有烟头那一点红光，在微明的晨曦中剧烈地颤抖着。

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了，巨大的噪音撕裂了村庄清晨的宁静。弟弟似乎被吓到了，哇的一声哭起来。母亲赶紧哄着他。

车子缓缓开动，卷起一片尘土。我追到路口，看着那辆载着我至亲的拖拉机，在黄土路上颠簸着，越来越远，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道路的尽头。

那一刻，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了，静得可怕。巨大的孤独感像冰冷的潮水，彻底淹没了我。我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弹，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冰冷的铁皮铅笔盒。

从此，我和父母弟弟，隔着的不仅仅是千山万水，还有一份沉重得无法言说的、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秘密契约。

我转过身，看到祖叔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走到了我身后。他脸上的皱纹仿佛一夜之间又深了许多，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一种近乎悲壮的责任感。他伸出粗糙的大手，重重地按在我的肩膀上。

“回吧。”他只说了两个字，声音沙哑得厉害。

家，一下子空荡了。虽然祖叔祖婶还在，但那种完整的、属于一个核心家庭的热闹和生气，随着拖拉机的远去而抽离了。吃饭时桌上少了好几副碗筷，晚上睡觉听不到父母的低声交谈和弟弟的梦呓，只有老屋木梁偶尔发出的“吱呀”声和窗外无休无止的风声。

我变得更加沉默，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帮祖叔祖婶做家务上。只有在忙碌时，才能暂时忘记那如影随形的“注视”和噬骨的孤独。

父亲偶尔会托人捎信回来，信上说他们在潮州安顿下来了，工地活很多，他很忙，弟弟上了当地的幼儿园，母亲在工地食堂帮工。信里总是嘱咐我听话，好好学习。每次来信，祖婶都会念给我听，然后小心翼翼地收好。我能从信的字里行间感受到父母在新环境里拼搏的艰辛，以及那份对我深藏的愧疚和牵挂。

我知道，他们正在努力地生活，为了我，也为了这个家的未来。而我，也被困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之上，背负着无形的枷锁，同样在挣扎。

那个“契爷”的名分，在我独自留守后，似乎变得更加清晰。它的“注视”不再仅仅是冷漠的巡视，偶尔会带上一种极淡的、难以形容的“情绪”。有时我考试得了表扬，心里刚有一丝高兴，便会没来由地感到一阵轻微的寒意，仿佛那股力量在表达它的不悦，不喜欢我将注意力过多地投向别处。有时我生病发烧，昏沉中，那注视又会变得格外“专注”，甚至带上一丝…审视物品是否完好般的关切？这种扭曲的“联系”让我不寒而栗。

祖叔成了我唯一的依靠和屏障。他更加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接送我上下学，晚上必定检查我枕头下的木牌是否放好。他依旧抽烟，但眼神里的负罪感渐渐被一种坚定的守护所取代。他似乎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一切，来填补我父母缺席的空缺，并抵御那来自虚无的侵蚀。

我们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新的、脆弱的平衡。一边是远方父母为生计的奔波，一边是乡村里一老一少面对无形力量的孤守。挖机的轰鸣声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潮州，而它所引发的家庭变迁，却让我更深地陷入了老家这片土地的诡异漩涡之中。

那条连接着我和破庙的无形之线，并未因距离而拉断，反而因为我的孤身一人，而绷得更紧，更加敏感了。

我知道，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而这场战争，注定只有我，和身后日渐苍老的祖叔，以及那块冰冷的木牌，来共同面对。前方的路，漫长而未知，弥漫着晨雾，也深藏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冰冷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