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厂区的最后一声哨（2/2）

老赵捧着存折，手抖得厉害：“这钱...我什么时候能还...”

“等你儿子病好了，你有工作了，慢慢还。”张志刚说，“不急。”

老赵扑通一声跪下了。张志刚赶紧把他拉起来：“这是干什么！赶紧去医院，好好照顾儿子。”

送走老赵，张志刚坐在椅子上，望着墙上那面“先进保卫科”的锦旗。那是1998年得的，因为那年厂里实现了“零盗窃”。锦旗已经褪色，边角破了，他一直没舍得扔。

他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个本子——不是工作记录，而是一本相册。里面是厂里这些年的照片：集体劳动竞赛、春节联欢会、运动会、技术比武...一张张笑脸，年轻的，年老的，现在有的退休了，有的调走了，有的不在了。

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泛黄的合影——1985年，他刚当上保卫科长时，和全科同事的合影。十二个人，穿着整齐的制服，对着镜头笑。如今，照片上的人只剩三个还在厂里。

他轻轻抚摸着照片，像抚摸一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六

第二十五天，陈建国开始实施他的秘密计划。

他找老赵要来了那个不合格的齿轮，又去废料堆里翻找，找到了几个还能用的轴承、一根传动轴、一些螺栓螺母。然后，他把自己关在车间里，开始焊接。

这不是厂里的任务，没有图纸，没有工艺要求，全凭他三十年的经验和对机器的理解。他要做一件东西——一个能动起来的装置，一个能让齿轮真正转起来的东西。

第一天，他焊了一个底座。第二天，安装了传动轴和轴承。第三天，把齿轮固定上去。他做得很慢，很仔细，每一道焊缝都平整光滑，每一个部件都精确对位。

有时候张志刚会过来看看，不说话，只是看一会儿就走。有时候李秀兰也会路过，站在车间门口，望着里面飞溅的焊花出神。

他们都知道陈建国在做什么，但谁也不说破。在这个即将消失的工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告别方式。李秀兰用账本记录真相，张志刚用相册收藏记忆，陈建国则用双手创造最后一件作品。

第五天，装置基本成型了。一个半米见方的铁架子上，装着一根水平轴，轴上固定着那个齿轮。旁边有一个手摇柄，通过一套简单的连杆机构，可以带动齿轮旋转。

陈建国摇动手柄。齿轮动了，开始很涩，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停下来，调整轴承的位置，加了一点机油。再摇，顺畅多了。齿轮平稳地转动起来，齿牙咬合又分离，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声。

这声音让他想起了厂子最红火的时候——几十台机器同时运转，各种声音交织成雄浑的交响乐。那时候他觉得这声音吵闹，现在却觉得无比珍贵。

他连续摇了十分钟，齿轮转了十分钟。然后他停下来，坐在焊机旁，点燃一根烟。烟雾缭绕中，他看着那个还在微微晃动的齿轮，仿佛看到了整个工厂的缩影——曾经那样有力地转动着，推动着时代前进，现在却只能靠一只手来驱动，而且随时可能永远停止。

“做成了？”

张志刚不知何时又来了，站在他身后。

“嗯。”陈建国没回头，“能转了。”

张志刚走过来，仔细看了看装置，然后伸手摇动手柄。齿轮再次转动起来。

“挺好的。”他说，“能带走吗？”

“太大了。”陈建国摇摇头，“就留这儿吧。以后谁来拆厂，看见了，也算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会干活的人。”

“厂子拆了，你这东西也就成废铁了。”

“废铁就废铁。”陈建国说，“至少我做过。”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齿轮慢慢停了下来。

“还剩五天。”张志刚说。

“是啊，还剩五天。”

七

第二十八天，厂里来了最后一批访客——已经退休的老工人们。

不知是谁组织的，三十多个老人，年龄最大的八十二，最小的也六十多了。他们互相搀扶着，走进已经空无一人的厂区，像一群归巢的候鸟，回到即将被砍伐的树林。

陈建国、张志刚、李秀兰接待了他们。老人们看着熟悉的车间变得如此冷清，看着曾经日夜相伴的机器落满灰尘，有的忍不住抹眼泪。

“这是三号冲床吧？”一个头发全白的老者指着角落里一台机器，“1982年安装的，德国货，当时全厂都来围观。”

“是啊，老班长。”陈建国认出了他，是第一任冲压车间班长，“您还记得这么清楚。”

“怎么不记得？”老者颤巍巍地走过去，抚摸着冰冷的机身，“我在这台机器上干了十五年，直到退休。它脾气大，不好伺候，但干出的活漂亮。”

其他老人也各自找到了自己曾经操作的机器，围着它们，像围着久别重逢的老友。有人低声讲述当年的故事，有人默默擦拭机器上的灰尘，有人只是站着，看着，仿佛在凝视自己的一生。

中午，大家在食堂集合。李秀兰提前准备了简单的饭菜——馒头、咸菜、白菜炖豆腐，还有一锅热汤。老人们围坐在长条桌前，就像三十年前一样。

“还记得吗？那时候吃饭要抢。”一个老太太笑着说，“去晚了，好菜就没了。”

“怎么不记得？小陈，”一个老者指着陈建国，“你年轻时可能吃了，一顿饭能吃五个馒头！”

大家都笑了。陈建国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那时候年轻，干活累啊。”

“是啊，干活累，但心里踏实。”另一个老人说，“每月18号发工资，一分不少。病了有劳保，老了有退休金。虽然不富裕，但日子有奔头。”

饭桌上一时沉默。所有人都想起了那个虽然艰苦但充满希望的年代。

饭后，老人们提议去锅炉房看看。“那是厂子的心脏，”有人说，“没它，整个厂都转不起来。”

锅炉房已经停火半个月了，巨大的锅炉冰冷地矗立在那里。但老人们还记得它燃烧时的样子——炉火通红，热气蒸腾，工人们挥汗如雨地添煤、清渣、监测仪表。

“我在这烧了二十年锅炉。”一个身材魁梧的老人说，“三班倒，从来没误过点。最冷的那年冬天，零下三十度，锅炉房温暖如春，全厂的暖气都靠它。”

“现在都改集中供暖了。”有人说。

“是啊，时代变了。”老人叹息，“我们这些老锅炉，也该退休了。”

下午，老人们要离开了。他们在厂门口合影，三十多张布满皱纹的脸挤在一起，对着镜头努力微笑。背景是“红星机械制造厂”的牌子，漆已经斑驳脱落。

“厂子没了，但咱们的情谊还在。”组织这次活动的老班长说，“以后每年今天，咱们都聚一次，怎么样？”

大家纷纷表示同意。然后，老人们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出厂门。有人回头望了一眼，有人头也不回。

陈建国他们站在门口，目送老人们离开。直到最后一个身影消失在街角，张志刚才轻声说：“他们不会再来了。”

“为什么？”李秀兰问。

“因为厂子没了，聚在一起只会更难过。”张志刚说，“有些东西，留在记忆里就好。”

八

第三十天，关厂的日子。

天空是铅灰色的，低垂的云层仿佛随时会压下来。没有风，空气凝固了一般。厂区里前所未有的安静，连鸟叫声都没有。

陈建国、张志刚、李秀兰不约而同地提前来到厂里。他们各自进行着最后的仪式。

陈建国在车间里，最后检查了一遍他的齿轮装置。他摇动手柄，齿轮平稳转动，发出规律的“咔嗒”声。他摇了很久，直到手臂发酸，才停下来。然后他拿出黄油，仔细地涂抹每一个运动部件，像给即将远行的孩子准备行装。

“好好待着。”他对着装置说，像是对它，又像是对整个车间。

李秀兰在财务室，烧掉了她那本私账。她把账本一页页撕下，放进铁皮桶里点燃。火光映着她的脸，纸页在火焰中蜷曲、变黑、化为灰烬。三十年的秘密，三十年的坚持，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但她没有烧掉所有的记录。她留了一页——最后一页，上面写着：“2023年12月1日，红星机械制造厂正式关闭。五十八年历史，三千二百名职工曾在此工作。李秀兰，会计，工龄三十年。”

她把这一页折好，放进贴身的衣袋。

张志刚在保卫科，换上了他那身最正式的制服——虽然已经洗得发白，但熨烫得笔挺。他把所有的钥匙串在一起，一共七十八把，沉甸甸的一串。他抚摸着每一把钥匙，记得它们对应的每一扇门：车间大门、仓库、配电室、档案室、锅炉房...

最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哨子。铜制的哨子，已经磨得发亮，哨绳是用厂里报废的传送带编的。这是1985年他当上保卫科长时，老科长传给他的。“厂区的秩序，就靠这个哨子了。”老科长当时说。

三十年来，他每天吹响这个哨子——上班哨、下班哨、紧急集合哨。哨声就是命令，就是节奏，就是厂区的心跳。

今天，他最后一次擦拭这个哨子，然后把它挂在脖子上。

上午十点，市里派来的关闭工作组到了。三辆黑色轿车驶入厂区，停在办公楼前。几个穿着西装的人下车，为首的是国资委的王主任。

“都准备好了吗？”王主任问迎上来的张志刚。

“准备好了。”张志刚回答。

“那开始吧。”

按照程序，先要进行最后的资产清点。工作组在李秀兰的陪同下，检查了各个车间、仓库。看到陈建国做的那个齿轮装置时，一个年轻的工作组成员问：“这是什么？”

“一件作品。”陈建国说。

“要登记吗？”

“不用了。”王主任摆摆手，“废铁一堆，登记了还得处理。”

陈建国低下头，没说话。

清点完毕，已经下午三点。工作组回到办公楼，开始最后的文书工作。需要签字的文件有十几份：资产移交确认书、职工安置方案确认书、土地处置同意书...

李秀兰作为财务负责人，张志刚作为保卫负责人，都要签字。陈建国只是普通工人，不需要签，但他坚持要签。“我在这厂里干了三十年，有始有终。”他说。

王主任想了想，同意了。

签字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沙沙的，像秋风吹过落叶。每签一个名字，就像在这个厂的生命史上划下一道伤痕。

全部签完，下午四点半。王主任收起文件，站起身：“好了，红星机械制造厂的历史使命，到今天正式结束了。感谢各位这些年的付出，也感谢今天的配合。”

他伸出手，但三个人都没接。王主任尴尬地收回手，说：“那我们走了。厂区的大门...锁上吧。”

工作组离开了。引擎声渐行渐远，最后完全消失。

厂区里又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现在怎么办？”李秀兰问。

“按程序，我们应该锁门，离开。”张志刚说。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张志刚说，“厂子关了，我们...失业了。”

一阵沉默。北风又起，吹得破碎的窗户哗哗作响。

“去锅炉房吧。”陈建国突然说，“那里暖和。”

他们来到锅炉房。巨大的锅炉冰冷地矗立着，但至少能挡风。陈建国找来一些废木板，在锅炉前点起一堆火。火光跳动，给三张脸镀上一层暖色。

“记得吗？”李秀兰望着火光，“以前冬天，锅炉房是最热闹的地方。下夜班的工人来这里取暖，端着饭盒，围着锅炉吃饭、聊天。”

“怎么不记得？”张志刚说，“我年轻时常来，听老师傅们讲厂里的故事。”

“我也常来。”陈建国说，“焊工车间冷，干完活手都僵了，来这里烤烤。”

火越烧越旺，噼啪作响。三个人围着火堆坐着，像原始人围着部落的篝火。

“应该响下班哨了。”陈建国看了看表，五点整。

按照厂里三十年的惯例，下午五点，保卫科会吹响下班哨。哨声一响，工人们放下工具，关闭机器，走出车间，像潮水般涌向厂门。自行车铃声、说笑声、脚步声，汇成一天中最欢快的交响乐。

但今天，没有哨声。

五点零五分。还是没有。

五点十分。依旧没有。

“我们不会吹哨了。”李秀兰说，“厂子都关了，还吹什么下班哨？”

“可我们还没下班。”陈建国说。

张志刚摸着脖子上的哨子，铜制的哨体被他的体温焐热了。他想起老科长把哨子交给他的那天：“志刚啊，这哨子不只是个工具。它是一天开始和结束的信号，是工人们生活的节奏。你要认真对待每一次吹哨。”

三十年来，他从未漏吹过一次。即使是生病，也会交代副科长替他吹。

今天，是他最后一次履行职责的机会。

他站起身，走到锅炉房门口，面对空荡荡的厂区。陈建国和李秀兰跟着走出来，站在他身后。

五点十五分。

张志刚深吸一口气，把哨子举到唇边。他的胸膛起伏，像鼓风机，把三十年的记忆、三十年的情感，都压缩进这一口气里。

然后，他吹响了哨子。

尖锐、嘹亮、悠长的哨声划破寂静，在空旷的厂区间回荡。它穿过车间，穿过仓库，穿过办公楼，穿过每一寸土地，像最后一声呐喊，像最后一声告别。

哨声持续了十秒，二十秒，三十秒...直到张志刚的肺里再没有一丝空气。

哨声停止的那一刻，整个厂区陷入了更深的寂静。但那寂静中，仿佛还回荡着哨声的余韵，回荡着三十年来的所有哨声——上班的、下班的、紧急集合的、运动会的、消防演练的...

陈建国突然举起手臂，像举着焊枪，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

李秀兰从衣袋里掏出那一页纸，轻轻念道：“红星机械制造厂，1958年建厂，2023年关闭。历史五十八年...”

张志刚看着手中的哨子，铜制的表面映着跳动的火光。他小心地把它重新挂回脖子，贴在胸口。

远处，最后一抹夕阳穿透云层，把厂房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座座墓碑。

但三个人还站在那里，站在生锈的锅炉前，站在他们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哨声消失了，但吹哨的人还在。

厂子关闭了，但记忆还在。

时代过去了，但这些人还在。

北风又起，卷起地上的雪花和尘埃，在空旷的厂区间打着旋儿，像一场无声的舞蹈。而在更远的地方，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新的生活已经开始。

但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三个身影依然伫立，守着最后一点火光，守着最后一声哨响，守着一段即将被掩埋的历史。

他们知道，明天这里将响起推土机的轰鸣，钢铁将被肢解，厂房将被拆除，土地将被拍卖。一个新的商业区或住宅小区将在这里拔地而起，年轻的人们将在这里生活、工作、恋爱，完全不知道脚下曾经有过怎样的故事。

但今晚，此刻，这个厂还活着。在他们的记忆里，在他们的坚守中，在那声回荡不去的哨声里，还活着。

张志刚又举起了哨子。这次，陈建国和李秀兰也拿出了自己的哨子——那是他们年轻时在厂运动会上得的纪念品，一直珍藏着。

三只哨子同时举到唇边。

三双眼睛对视，点点头。

然后，他们一起吹响了哨子。

三声哨响交织在一起，尖锐而悲壮，像告别，像挽歌，像誓言。它们冲向铅灰色的天空，冲向无尽的时空，仿佛要告诉未来：这里曾经有一个工厂，曾经有一群人，曾经有一种生活。

哨声终将消散，但吹响过，就足够了。

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