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CPU与盛唐的算力革命（2/2）

户部的赋税核算效率也大幅提升。以往，全国各州府的赋税数据需经县、州、道层层上报，算吏们核算完毕需耗时三个月，且误差率高达一成。如今，各地赋税数据经驿站传递至长安后，神算署的吏员将数据写入竹片，嵌入“中枢神算”，仅需五日便可完成全国赋税核算，误差率不足千分之一。杨慎矜看着精准的核算结果，感慨道：“有了这‘中枢神算’，户部再也不用为数据混乱发愁了！”

工部规划东都洛阳的扩建工程时，“中枢神算”发挥了关键作用。工匠们将工程所需的砖石、木材、民夫数量等数据输入算器，“中枢神算”快速算出各类物料的需求量、运输路线、民夫调配方案，甚至精准预测了工程工期。以往需数十名工匠耗时数月的规划工作，如今仅用三日便完成，且工程实际进展与算器预测的工期误差不足十日。

兵部调度兵力时，“中枢神算”更是展现出惊人的威力。开元二十六年，吐蕃入侵西域，西域都护府请求增兵。兵部将全国各州府的兵籍数据、粮草储备、运输路线等信息输入“中枢神算”，算器快速运算后，给出了最优调配方案：“从河西道抽调兵两万，陇右道抽调兵一万五千，西域本地守军一万，合计四万五千兵力，分三路驰援，粮草由河西、陇右两道同步供应，二十日可完成集结。”朝廷按此方案调度，吐蕃军见唐军援军迅速集结，未战而退。

“中枢神算”的普及，还催生了新的职业群体——“中枢吏”。这些人精通算器的操作与数据处理，分为“读取吏”“分拣吏”“运算吏”：读取吏负责将各地上报的数据整理后嵌入读取轮；分拣吏负责监控分拣轮，确保急务数据优先处理；运算师负责操作运算轮，核对运算结果。中枢吏大多出身于算学世家或工匠群体，凭借精湛的技艺，获得了稳定的收入与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了连接皇权与基层的重要力量。

张九龄看着“中枢神算”给大唐带来的变化，在《中枢工坊碑记》中写道：“中枢神算者，帝国之心脏也。读取如耳目，分拣如思虑，运算如手足，三者合一，天下数据皆可统摄，帝国运转自会顺畅。”

四、盛世隐忧

开元盛世的背后，“中枢神算”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首先是算器的维护成本居高不下。“中枢神算”由数百个铜制齿轮组成，每日运转需耗费大量人力，齿轮磨损后需及时更换，而铜料在大唐属于战略物资，每年用于维修算器的铜料就达数万斤；算器的运转需要二十名工匠同时摇动曲柄，每日耗费的粮草、工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重要的是，算器的核心技术被神算署垄断，一旦出现故障，只有少数几位顶尖工匠能够修复，这让神算署的地位日益特殊。

其次是数据垄断引发的权力斗争。神算署掌握了全国的赋税、兵籍、粮草等核心数据，成为了朝廷不可或缺的部门。一些官员为了谋取私利，纷纷拉拢神算署的中枢吏，试图篡改运算结果。有人通过贿赂分拣吏，将自己辖区的赋税数据从“要务”改为“常务”，拖延缴纳；有人通过操控运算史，虚报战功或灾荒，骗取朝廷赏赐与赈灾粮款。

更严重的是，唐玄宗对“中枢神算”的依赖达到了极致。他沉迷于算器给出的“盛世数据”，认为只要算器显示天下太平、国库充盈，便高枕无忧。张九龄多次劝谏：“中枢神算乃工具，非神器。数据精准，仍需官员勤政爱民，方能长治久安。”可唐玄宗不以为然，日益沉溺于声色犬马，将朝政大权逐渐交给李林甫、杨国忠等人。

李林甫上台后，深知神算署的重要性，他通过拉拢、打压等手段，将神算署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他命人篡改“中枢神算”的运算结果，虚报赋税收入，隐瞒地方灾情，让唐玄宗误以为天下依旧歌舞升平；他通过神算署的兵籍数据，打压异己，将忠于朝廷的将领调往偏远之地，提拔自己的亲信。

杨国忠继任宰相后，更是将神算署当作敛财工具。他命中枢吏篡改全国的盐铁、茶税数据，将大量赋税收入纳入自己囊中；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安禄山已在范阳囤积重兵，可杨国忠为了隐瞒真相，竟命人销毁了相关兵籍数据，导致朝廷对安禄山的叛乱毫无防备。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造反，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了洛阳。此时，神算署的“中枢神算”因杨国忠此前的干预，兵籍、粮草数据混乱不堪，朝廷竟不知叛军的真实兵力与进军路线，援军调度失序，节节败退。

长安城内人心惶惶，唐玄宗这才如梦初醒，可为时已晚。叛军逼近长安，唐玄宗被迫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等人出逃蜀地。逃亡途中，禁军将士在马嵬坡发动兵变，诛杀杨国忠，逼迫杨贵妃自缢。而留在长安的“中枢神算”，在战乱中被叛军焚毁，神算署的中枢吏或死或逃，核心技术也随之失传。

五、中枢余韵

安史之乱后，大唐由盛转衰。唐肃宗继位后，曾试图重建“中枢神算”，可此时朝廷财政拮据，人才凋零，再加上藩镇割据，各地数据难以汇总，重建工作最终不了了之。

但“中枢神算”所代表的“中枢运算”理念，却并未消失。一些民间工匠在“中枢神算”的基础上，打造了小型化的算具，用于商业核算与工程规划。江南的商人用简化的齿轮算具核算账目，效率大幅提升；北方的工匠用改良的算具规划水利工程，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神算署的后裔们，将祖先流传下来的算器图纸与运算逻辑，整理成册，代代相传。虽然朝廷不再推广“中枢神算”，但这些技艺在民间悄然流传，成为了中国古代机械与算学技术的重要遗产。晚唐时期，数学家王孝通在编写《缉古算经》时，便借鉴了“中枢神算”的运算逻辑，提出了复杂的方程解法；北宋时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增乘开方法”，也能看到“中枢神算”分步运算理念的影子。

宋元时期，随着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等技术的发展，算学与机械技术日益成熟。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发明的“大衍求一术”，将中国古代的数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元代工匠郭守敬在研制《授时历》时，打造的“简仪”“仰仪”等天文仪器，继承了“中枢神算”的齿轮传动与精准运算理念。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带来了更先进的西方算学与机械技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将西方的逻辑推理与算学方法引入中国；清代数学家梅文鼎融合中西方算学，编写了《中西算学通》，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算学体系。这些发展，都在潜移默化中延续着“中枢运算”的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高效、精准的“算力中枢”。

二十世纪中叶，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现代计算机的核心部件——中央处理器（cpu）应运而生。它集“读取指令、解码、执行指令”于一体，成为了计算机的“大脑”，与当年张九龄等人研制的“中枢神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大唐的“中枢神算”到现代的cpu，虽然技术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枢统摄、精准运算”的核心逻辑，却一脉相承。

如今，cpu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从超级计算机到个人电脑，从智能手机到智能家电，都离不开它的支撑。当我们使用计算机处理数据、观看视频、浏览网页时，或许没有人会想到，这套现代算力体系的雏形，早已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生根发芽。

兴庆宫的牡丹依旧年年盛开，只是当年的“中枢神算”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中枢定乾坤”的理念，却如同薪火一般，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代代相传。从大唐的“中枢神算”到现代的cpu，中国人对高效、精准算力的探索与追求从未停止，这种探索精神，也将继续推动着中国在科技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书写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