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9章 群岛攻略（1/2）

李幼邻在仰光指挥部里凝视着墙上那幅巨大的南洋地图，手指缓缓划过从马六甲海峡到菲律宾群岛的弧形地带。他的“星火”战略在新加坡点燃了第一簇火苗，如今这簇火苗并未熄灭，反而化作无数细小的火星，借着海风向南洋星罗棋布的岛屿和半岛深处飘散。南方军委那只无形的手，正通过错综复杂的地下网络，将资源、指导和颠覆的种子，撒向这片被殖民者盘剥了数百年的富饶土地。

荷属东印度，爪哇岛，泗水港，九月末的深夜。

潮湿闷热的海风裹挟着咸腥味扑面而来，码头上昏暗的煤油灯在夜色中摇曳，将人影拉得细长扭曲。一艘船身斑驳的货轮“金百合号”缓缓靠岸，船舷与码头木桩摩擦发出沉闷的呻吟。这艘船注册在暹罗曼谷，载着寻常的稻米、柚木和香料，已经在南洋各港口间航行了三个多月。

荷兰海关官员带着两名当地雇用的马来裔助手登船检查。为首的官员是个红鼻子的中年男人，名叫范德维尔，在殖民地待了十五年，早已学会了如何从这些东方贸易中抽取自己的那份油水。他漫不经心地翻看着货单，用手杖敲了敲堆在甲板上的木箱。

“都是些什么？”他用生硬的马来语问船上的华人管事。

“老爷，都是暹罗的土产，一些手工木雕、香料，还有些暹罗王室工坊出的丝绸。”华人管事陪着笑脸，不动声色地将一个小布袋塞进范德维尔手中。布袋沉甸甸的，里面是银币碰撞的细微声响。

范德维尔掂了掂布袋，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他随意打开两个箱子看了看，里面确实如管事所说。至于船舱深处那些密封特别严实的木箱，他连问都没问——这些东方商人总有些不想让海关知道的小生意，只要孝敬到位，他乐得睁只眼闭只眼。

“行了，卸货吧。”范德维尔摆摆手，带着助手下了船。

午夜时分，码头工人开始卸货。大部分货物被运往港口仓库，但其中七个特别标注的木箱，却被几个精壮的工人悄悄移到了码头西侧一处偏僻的货栈。凌晨两点，一辆破旧的老式福特卡车驶进货栈，工人迅速将木箱装车，卡车随即驶入泗水华人区迷宫般的小巷。

泗水华人区的夜晚并不安静。虽然殖民当局实行宵禁，但那些蜿蜒狭窄的巷道深处，依然有灯光从百叶窗缝隙中漏出，隐约传来搓麻将的哗啦声、低语声和婴儿的啼哭。卡车在巷道间七拐八绕，最后停在一家名为“昌隆货栈”的仓库后院。

仓库里早已等着几个人。为首的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华人，穿着普通的白色衬衫和黑色长裤，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像个账房先生。但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和稳健的站姿，透露着不同寻常的气质。他身边站着三个肤色黝黑的爪哇人，穿着简朴的纱笼和衬衫，眼神警惕而坚定。

木箱被搬进仓库深处，门被牢牢关上。华人男子从怀中掏出一串钥匙，打开木箱上的铜锁。箱盖被掀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没有预想中的枪支弹药，也没有违禁的鸦片。箱子里整齐码放着的，是一台台崭新的短波收音机，用油纸仔细包裹着；旁边是捆扎整齐的印刷品，都用防水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最底下一层，则是几个不起眼的铁皮箱，打开后，里面是码放整齐的荷兰盾和美元现钞。

“收音机三十台，都是德国最新型号，接收性能好，体积小便于隐藏。”华人男子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平静而有磁性，“宣传册和报纸各两千份，这一批主要是爪哇语和巽他语版本，下次会有马都拉语和巴厘语的。经费按照清单，一分不少。”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几个爪哇人：“另外，‘家里’让我转告，‘风’先生对你们在苏门答腊的行动很满意。那几次对荷兰人橡胶收集站的袭击，时机选得好，撤退也干净利落，没留下把柄。希望你们继续在工人和农民中发展组织，积蓄力量。时机成熟时，‘家里’会提供更直接的帮助。”

为首的爪哇人向前一步。他叫苏罗托，这是化名，真名只有极少数核心成员知道。他三十五六岁年纪，脸庞棱角分明，左颊有一道淡淡的伤疤，是早年在一家荷兰人经营的锡矿做工时，被监工的鞭子抽打留下的。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手掌布满老茧，那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也是一双握过砍刀和土枪的手。

“陈先生，感谢‘家里’的信任和支持。”苏罗托紧紧握住华人男子的手，他的爪哇语带着泗水口音，但说得很清晰，“荷兰人的压迫越来越重了。今年橡胶价格下跌，庄园主不但不减税，反而增加了采收定额。完不成定额的工人，饭都不给吃饱。锡矿那边更糟，塌方死了人，荷兰经理只说一句‘命贱’，连抚恤金都不给。”

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压抑的怒火：“我们的人上周在茉莉芬的烟草种植园组织了小规模罢工，要求改善伙食和医疗条件。结果荷兰人调来了警察，抓走了七个带头的人，其中三个在监狱里被活活打死。尸体送回来时，家属连哭都不敢大声哭。”

仓库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远处传来的狗吠声。

“新加坡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苏罗托抬起头，眼中重新燃起光芒，“那些华人兄弟敢站出来对抗英国人，我们爪哇人、巽他人、马都拉人，为什么不敢？陈先生，请告诉‘家里’，我们一定会用好这些物资，唤醒更多的人。荷兰人的末日不远了。”

被称为“陈先生”的华人男子点点头，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笔记本：“这是收音机的使用说明和频率表。每天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会有特定的广播节目，内容你们听了就知道。记住，收听时一定要做好隐蔽，天线要架设在室内，用铁丝伪装成晾衣绳。印刷品的分发要谨慎，最好通过信得过的教师、清真寺的伊玛目，或者工会里的骨干。”

“明白。”

“还有，‘家里’建议你们在组织架构上做些调整。”陈先生继续说道，“‘东印度觉醒会’现在有多少成员？”

“核心成员大概两百人，外围同情者估计有两三千，分布在爪哇、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的十七个城镇。”苏罗托如实回答。

“不够严密。”陈先生摇头，“‘家里’的经验是，地下组织必须层级清晰，单线联系。核心领导层不能超过五人，彼此之间最好也不要知道所有人的真实身份。每个核心成员下面发展三到五个小组长，每个小组长再管理五到十个基层成员。这样即便有人被捕，也不会牵连整个网络。”

苏罗托认真地听着，旁边一个年轻的爪哇人赶紧拿出本子记录。

“另外，组织的活动经费要建立严格的账目，每一分钱怎么花的，都要有记录。‘家里’可以支援，但不能完全依赖外援。要在工人、农民中募集小额捐款，哪怕一人捐一盾，积少成多，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觉得这是自己的事业。”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陈先生将南方军委在缅甸、暹罗等地组织群众运动的经验，结合荷属东印度的实际情况，详细地传授给苏罗托和他的同伴。如何在不引起殖民当局警觉的情况下召开秘密会议，如何利用传统节日和婚丧嫁娶的场合传递信息，如何在警察搜查时隐藏文件和武器，如何在被捕后应对审讯……

凌晨四点，卡车悄然驶离昌隆货栈。那些木箱已经被分散到泗水各处的地下据点，收音机将在一周内通过不同渠道送到爪哇岛各地的秘密联络点，印刷品则会由信得过的妇女、学生和商人，藏在菜篮、书包和货箱底部，运往苏门答腊的棉兰、巨港，苏拉威西的望加锡，乃至遥远的巴厘岛。

接下来的几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夜色中，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泗水郊外一处橡胶工人的棚户区，深夜时分，简陋的竹棚里挤着二十几个男人。他们都是附近荷兰人经营的“东印度橡胶公司”种植园的工人，白天在烈日下割胶，晚上本该累得倒头就睡，但今夜却都睁着眼睛，围在一台用旧衣服包裹着的收音机旁。

收音机的音量调得很低，几乎贴近才能听见。一个略带沙哑的男声正在用爪哇语播报：

“……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我们的土地上，殖民者的剥削从未停止。他们用枪炮抢走了我们的土地，用法律夺走了我们的尊严，用所谓‘文明’的谎言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父辈在强迫种植制度下累死，我们在橡胶园和锡矿里流干血汗，而换来的，不过是勉强果腹的糙米和随时可能降临的鞭打……”

工人们屏息听着。播报的内容他们太熟悉了，每一句都戳在心上最痛的地方。

“但是，兄弟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在缅甸，在暹罗，和我们一样肤色、一样命运的人们已经站了起来。他们赶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孩子们可以上学，工人有了八小时工作制，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

收音机里的声音突然停顿了几秒，然后变得更加激昂：

“就在离我们不远的马来亚，在新加坡，华人兄弟们已经点燃了反抗的火炬。英国人的刺刀没能让他们屈服，监狱和绞刑架只能让火焰燃烧得更旺。我们爪哇人、巽他人、马都拉人、巴厘人，我们东印度群岛的所有儿女，为什么要继续做荷兰人的奴隶？”

播报最后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何在不被监工发现的情况下怠工，如何记录荷兰管理人员的暴行，如何秘密组织互助会，以及一个用于联络的暗号和地址——那其实是泗水一家华人中药铺的后门，那里有人专门负责接收工人们的诉求和情报。

收音机关闭后，工人们久久没有散去。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喃喃道：“他们说的……是真的吗？缅甸人真的赶走了英国人？”

“我表哥在槟城做苦力，上个月托人带信回来，说新加坡那边闹得厉害。”一个中年工人低声说，“华人商会都站出来要英国人放人，英国兵开枪打死了几十个，结果闹得更大。最后英国人不得不答应成立什么‘咨询委员会’，让华人也有说话的地方。”

“光是说话有什么用？”另一个年轻工人握紧拳头，“荷兰人从来不听我们说话。我父亲当年在日惹的糖厂做工，因为要求发拖欠的工钱，被荷兰经理叫警察活活打死。我母亲去告状，反被说成是‘煽动闹事’，关了三个月。”

苏罗托悄悄出现在竹棚门口，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低声道：“光是说话当然没用。但如果十万人、一百万人一起说话呢？如果所有种植园、所有矿场、所有港口的工人都停止工作呢？荷兰人还能把我们全都抓起来、全都打死吗？”

他看着一双双在昏黄油灯下闪烁的眼睛：“收音机里说得对，我们要组织起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这个种植园有三百工人，我们可以先秘密选出十个代表，每个人联系三十个信得过的兄弟。下次监工再无故打人，我们就一起去找经理抗议。如果他不理会，我们就慢点干活，让今天的橡胶产量少三成。如果他还不在乎，我们就让产量少一半。”

“可是……他们会开除我们的。”有人担心道。

“开除？”苏罗托冷笑，“现在是橡胶收割季，他们去哪里一下子找三百个熟练工人？就算找到了，新工人不也要时间学？耽误了船期，损失的是他们自己。荷兰人最看重的是利润，只要让他们疼了，他们就会坐下来谈。”

类似的场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处悄悄上演。在日惹的烟草加工厂，在巨港的锡矿，在望加锡的港口，在巴厘岛的手工作坊，那些用油布包裹的印刷品在暗中传阅。上面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简单的图画和朴素的文字：一幅漫画画着骨瘦如柴的爪哇农民跪在地上，将最后一粒米交给肥头大耳的荷兰官员；另一幅画着工人团结起来，手挽手面对持枪的警察；还有一幅画着一个想象中的未来：孩子们在干净的学校里读书，工人们领到足额的工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丰收。

荷兰殖民当局并非毫无察觉。

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总督府内，总督德·扬格爵士正在大发雷霆。他是个六十岁的老派殖民官僚，在荷属东印度服务了三十五年，坚信白人的优越性和殖民统治的“文明使命”。但最近几个月，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

“短短六周，爪哇岛已经发生了十七起罢工，苏门答腊的亚齐游击队袭击了四次警察哨所，苏拉威西有六个镇的土着官员联名上书要求减免赋税！”德·扬格将一叠报告狠狠摔在红木办公桌上，“更可恶的是，到处都在流传这些污蔑政府、煽动叛乱的印刷品！警察是干什么吃的？情报部门每年花那么多钱，就查不出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吗？”

警察总监范·霍恩少将垂手立正，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总督阁下，我们已经全力侦查。上周在泗水查抄了一处地下印刷所，逮捕了四个嫌疑人。在梭罗查封了三家涉嫌传播叛乱材料的书店。但是……这些东西像野草一样，这边压下去，那边又冒出来。”

“那就加大力度！”德·扬格咆哮道，“增派警力，增加密探的预算。凡是涉嫌传播叛乱材料的，一律逮捕。煽动罢工的，关进监狱。参与袭击的，直接绞死！我要让这些土着知道，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可是……”范·霍恩欲言又止。

“可是什么？”

“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而且……镇压得太厉害，恐怕会适得其反。上次在茉莉芬抓了罢工的人，结果那个种植园现在完全停摆，两百工人宁可挨饿也不回去干活。荷兰经理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工人，但新来的工人干了两天也跑了，说那里‘不吉利’。”

德·扬格脸色铁青，他知道范·霍恩说的是实情。殖民统治就像走钢丝，太松了土着会得寸进尺，太紧了又可能引发全面反抗。荷兰本土已经衰弱，皇家东印度军只有不到四万人，要控制分散在数千个岛屿上的六千万人口，靠的不仅是武力，更是精心维持的威权体系和分而治之的策略。

“还有，”范·霍恩压低声音，“情报显示，这些叛乱活动的背后，可能有外部势力支持。印刷品的纸张和油墨不是本地生产的，有些收音机是欧洲最新型号，普通土着根本买不起。我们怀疑……可能与北边的南方军委有关。”

德·扬格瞳孔一缩。南方军委——这个名字近来频繁出现在殖民地的情报简报中。一个从中国东北起家的军阀势力，短短几年间席卷了缅甸和暹罗，现在又将触角伸向了整个南洋。如果真是他们在背后支持东印度的叛乱……

“有确凿证据吗？”德·扬格沉声问道。

“还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追踪到一些资金流动的线索，有几笔可疑的汇款从暹罗的银行转到泗水和棉兰的华人商号，然后这些商号就开始大量购买药品、布匹和食品——不是用来做生意，而是免费分发给罢工工人和贫困家庭。”

德·扬格沉默了。他走到窗前，望着总督府外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椰子树。远处是巴达维亚的港口，荷兰的商船和军舰静静停泊，那是荷兰王国在这片遥远殖民地权力的象征。但此刻，这位老总督却感到，这座经营了三百年的殖民大厦，地基正在悄然松动。

“继续调查，我要确凿证据。”德·扬格最终说道，“同时，适当调整策略。对那些温和的、愿意对话的土着领袖，可以给些甜头——比如允许他们成立‘文化协会’或者‘慈善基金会’，给他们一点虚名，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我们要分化他们，不能让所有反对者团结在一起。”

“是，总督阁下。”

范·霍恩退下后，德·扬格独自站在窗前良久。夕阳将天空染成血红，一如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用火炮和鲜血征服这片群岛时那样。但时代变了，他隐隐感觉到，旧的世界秩序正在崩塌，而新的力量已经悄然崛起。

就在荷属东印度暗流涌动的同时，法属印度支那的局势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交趾支那，湄公河三角洲，十月的一个雨夜。

雨水如注，将西贡郊外的橡胶种植园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水幕中。在一间简陋的工棚里，几个身影围着一盏昏暗的油灯。雨水从茅草屋顶漏下，滴在泥地上，发出单调的声响。

“这是北边同志传来的最新指示。”说话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越南人，名叫阮文涛，他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在西贡地区的地下联络员。他手中拿着一份用油纸仔细包裹的文件，纸张已经被雨水浸湿边缘，但字迹还清晰可辨。

围坐的几人都是当地党组织的骨干，有橡胶工人、小学教师，还有一位是附近村庄的农民代表。

阮文涛压低声音念道：“……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工农群众，揭露法国殖民者和封建地主的剥削，组织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采取隐蔽、分散、灵活的方式，避免过早暴露……”

“又是‘经济斗争’。”一个满脸风霜的橡胶工人嘟囔道，“我们已经组织了三次要求提高计件工资的请愿，法国工头每次都答应‘向上反映’，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上次我们还被警察抓走了三个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月才放出来。”

“北边的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能急躁。”阮文涛平静地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有二十万军队，还有外籍兵团和本地伪军。如果我们现在就发动武装起义，无异于以卵击石。我们要学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地削弱他们。”

他展开文件的第二页：“这次北边转来了一些经验，是南方军委在缅甸和暹罗组织群众运动的做法。比如，他们建议我们可以组织‘互助会’，表面上是工人之间互相借钱应急、帮忙照看生病家人，实际上可以成为我们联系群众的纽带。还有，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开展工作——比如成立‘读书会’，名义上是学习法文和越南文，实际上传播进步思想；或者组织‘体育协会’，通过足球、武术等活动团结年轻人。”

“这些都需要钱。”小学教师插话道，“租场地、买书、印材料，都要钱。我们大多数同志连饭都吃不饱。”

阮文涛点点头，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叠法属印度支那皮阿斯特纸币，还有少量美元。

“北边的同志支援了我们一些经费。”他说，“虽然不多，但能解决燃眉之急。另外，他们还转来了一些南方军委提供的建议，关于如何在不引起殖民当局注意的情况下筹集资金——比如组织工人合作社，集体购买米粮，避开中间商剥削；或者在农民中推广高产稻种，增加收成后抽取少量作为组织经费。”

油灯的火苗在众人脸上跳动，映出一双双沉思的眼睛。外面的雨声渐渐小了，远处传来法国种植园主宅邸的留声机音乐，那是巴黎最新的流行歌曲，与工棚里的贫困和压抑形成刺眼的对比。

“还有一件事。”阮文涛的声音更低了，“北边的同志说，南方军委那边通过中间人表达了意愿，愿意在反法殖民的斗争中与我们‘保持某种程度的默契’。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如何建立地下交通线、如何应对警察搜查的技术指导，必要时候，还可以提供少量资金援助。”

“南方军委？”农民代表皱起眉头，“那不是李幼邻的势力吗？他们在中国东北跟日本人打，在缅甸跟英国人打，现在又把手伸到我们这里。他们安的什么心？”

这个问题让工棚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印度支那共产党与南方军委在意识形态上确实存在差异——前者信奉马列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后者则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和渐进改革。更重要的是，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对任何外部势力都抱有本能的警惕，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被中国人统治过，被法国人殖民，深知“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道理。

阮文涛斟酌着词句：“北边的同志分析过，南方军委的主要目标是驱逐西方殖民者，建立以华人为主导的南洋联邦。这与我们驱逐法国殖民者、实现越南独立的现阶段目标有重合之处。胡志明同志指示，我们可以与他们保持接触，接受一些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但必须保持独立性，不能成为任何外部势力的附庸。”

“那如果将来赶走了法国人，他们想要插手越南的事务呢？”橡胶工人追问。

“那就到那时再说。”阮文涛的眼神变得锐利，“先集中力量对付眼前的敌人。法国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于将来……越南的命运，终究要由越南人民自己决定。”

谈话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阮文涛详细传达了北边的指示，讨论了在西贡、堤岸地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在橡胶工人中发展五个新的秘密小组，在码头工人中建立互助会，在华人聚居区通过可靠的华人同志建立联络点，收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人在印度支那活动的情报……

黎明前，众人悄然散去，消失在蒙蒙细雨中。阮文涛最后一个离开，他将文件塞进竹筒，藏在工棚的茅草屋顶下，然后披上蓑衣，走进渐渐亮起的天光里。远处的西贡城渐渐苏醒，法国殖民者的汽车喇叭声、教堂的钟声、早市小贩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构成这座殖民城市寻常的一天。但阮文涛知道，在这寻常的表象之下，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