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9章 群岛攻略（2/2）
与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相比，英属北婆罗洲的局势要平静得多，但这平静之下，暗流已然开始涌动。
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砂拉越州和文莱）地广人稀，英国殖民统治相对松散，主要依靠少数官员和本地土王合作治理。这里的财富主要来自石油和橡胶，英美荷的石油公司在此设有大型开采设施，吸引了不少西方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也带来了许多谋生的华工。
山打根，北婆罗洲的主要港口城市，十月的一个傍晚。
在华人区一家名为“广昌号”的杂货铺后院，店主陈广昌正在接待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五十来岁，穿着考究的丝绸长衫，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像是富商，但实际上，他是南方军委“南洋情报局”派往北婆罗洲的秘密联络员，化名“林先生”。
“新加坡的事情，你们这边有什么反应？”林先生抿了一口茶，看似随意地问道。
陈广昌四十五岁，在北婆罗洲经营了二十多年生意，从一个小摊贩做到如今拥有三家店铺的商人，在当地华人中小有名望。他压低声音：“英国人的反应很快。新加坡暴动后不到一周，山打根的警察就加强了对华人社团的监视。我们中华总商会开会，都有便衣在门口转悠。几个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批评殖民政府文章的记者，家里都被搜查过。”
“你们害怕了？”林先生抬眼看他。
“怕？”陈广昌苦笑，“说不怕是假的。我在这里有家业，有老婆孩子。但林先生，你是从北边来的，你知道我们华人在南洋过的是什么日子。英国人说我们‘低等民族’，税收比白人高，孩子不能进英文学校，连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一坐，如果来了白人，我们都得站起来让座。”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激动：“新加坡的兄弟们敢站出来，我佩服他们。我们北婆罗洲的华人虽然少，虽然分散，但也不是孬种。上个月，诗巫的橡胶园克扣华工工资，我们商会凑钱请了律师，把园主告上了法庭。虽然最后只讨回了一半工钱，但至少让英国人知道，我们华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牛羊。”
林先生点点头，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一个小铁盒，推给陈广昌。
陈广昌打开铁盒，里面是一叠英镑和美元钞票，还有几张写满字的信纸。
“这是‘家里’的一点心意，资助你们在这里开展活动。”林先生缓缓说道，“钱不多，但要用在刀刃上。一是继续支持华工的权益斗争，请律师、打官司，让英国人看到华人的团结和力量。二是在华人学校中，增加中华历史和文化课程，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三是……”他压低声音，“设法与当地的达雅克人、马来人建立联系。”
陈广昌一愣：“和土着联系？林先生，这……我们华人在这里，跟土着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英国人搞分而治之，挑拨华人和土着的关系，说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和土地。很多土着确实对我们有敌意。”
“所以才要做工作。”林先生意味深长地说，“英国人最怕的就是华人和土着联合起来。你要想办法让土着明白，压迫他们的不是华人，而是英国殖民者。华工和土着劳工一样被剥削，华商和土着小贩一样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他指着铁盒里的信纸：“这是一些简单的宣传材料，有马来文版本。不要直接发，可以通过可靠的土着中间人，比如那些受过教育、对殖民统治不满的教师、小头人。先建立私人友谊，慢慢影响他们。”
陈广昌仔细看着那些材料，上面用简单的马来文写着：“英国公司拿走我们的石油，只给我们微薄的工钱”“为什么白人的医院不给我们看病？”“我们的土地被抢走，变成了橡胶园和油田”……
“我试试。”陈广昌最终说道，“但这事急不得，得慢慢来。”
“就是要慢慢来。”林先生站起身，“‘家里’的指示很明确：在北婆罗洲，当前阶段不是搞武装斗争，而是埋种子。把种子埋下去，浇水，施肥，等时机成熟，自然会发芽。新加坡的火已经烧起来了，这火会蔓延到整个南洋。到时候，北婆罗洲也不能置身事外。”
临走前，林先生又嘱咐道：“还有，注意日本人的动向。我得到消息，日本商社最近在北婆罗洲活动频繁，到处收购土地、勘探资源，还拉拢一些土王。日本人野心不小，要警惕。”
陈广昌郑重地点头。送走林先生后，他回到店铺前堂，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包头巾的马来人、穿纱笼的达雅克人、长衫马褂的华人，还有偶尔走过的白人官员和商人。这座看似平静的殖民城市，正在酝酿着不平静的未来。
就在南洋各地暗流涌动之际，东京的海军军令部办公室里，一场关于南洋战略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
“南方军委的势力扩张太快了！”说话的是海军大佐中村义雄，南进派的狂热鼓吹者，“他们在缅甸站稳了脚跟，控制了暹罗，现在又把手伸进了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整个南洋就要被他们吞下去了！”
坐在主位的是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中将，他面无表情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中村君，冷静。”一个稍显年长的海军中将开口，“南方军委确实是个新兴势力，但他们目前的主要敌人是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朋友，但至少可以是暂时的盟友。”
“盟友？”中村义雄冷笑，“小野中将，您太天真了。李幼邻是什么人？他从中国东北起家，吞并朝鲜，横扫缅甸暹罗，每一步都算计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人，会甘心与我们分享南洋？他只是在利用我们牵制英美，等他把西方殖民者赶走，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
会议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所有人都知道中村的话有道理，但问题在于，日本现在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南洋丰富的石油、橡胶、锡矿资源对日本至关重要，尤其是石油，本土几乎不产，完全依赖进口；另一方面，直接与西方列强开战，军事风险太大，而让南方军委坐大，将来可能养虎为患。
岛田繁太郎终于开口：“军部已经做出决定，通过秘密渠道，再次向南方军委提出合作建议。这次，我们可以做出更大让步。”
他示意参谋打开地图：“我们愿意承认南方军委在缅甸、暹罗以及未来在马来亚的利益，甚至可以提供军事技术和装备的支持。作为交换，我们希望他们承诺，在帝国获取荷属东印度资源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甚至可以协调行动，共同对英法荷施加压力。”
“他们会答应吗？”有人怀疑道。
“李幼邻是聪明人。”岛田繁太郎缓缓说道，“他应该明白，以南方军委目前的实力，同时对付英国、法国、荷兰已经捉襟见肘，如果再与我们为敌，将是灾难性的。合作，对他有利。至少暂时有利。”
“那如果他还是拒绝呢？”中村义雄追问。
岛田繁太郎的眼神冷了下来：“那就让他明白，帝国海军不是摆设。我们在台湾、在海南岛的基地，我们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随时可以南下。南洋的蛋糕，帝国必须分到最大的一块。”
会议结束后，一封加密电报从东京发出，通过数个中转站，最终传到南方军委设在仰光的总部。
仰光，南方军委总部，十一月上旬。
李幼邻的办公室简朴而肃穆，墙上挂着大幅南洋地图，红蓝铅笔标注着各方势力范围。窗外是仰光河，货船和舢板在河面上往来穿梭，一片繁忙景象。但在这平静的表象下，一场围绕南洋未来的战略博弈正在紧张进行。
冯庸将东京的来电译文放在李幼邻的办公桌上：“倭寇又提合作了，这次条件更具体，也更具诱惑性。”
李幼邻拿起电报，仔细阅读。良久，他放下电报，走到地图前，目光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区域停留。
“倭寇越来越急了。”他缓缓说道，“他们看准了英法荷的虚弱，想火中取栗，又怕我们挡了他们的路，或者摘了他们的桃子。”
“总指挥，我们如何回复？”冯庸问道，“荷属东印度资源丰富，尤其是石油，对我们未来的工业化至关重要。如果让倭寇占了去……”
“当然不能给倭寇。”李幼邻的手指在地图上敲了敲，“但眼下，我们也没有力量去和倭寇争夺荷属东印度。倭寇海军世界第三，陆军也有百万之众，我们刚整合缅甸暹罗，根基未稳，两线作战是兵家大忌。”
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红蓝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词：拖延、模糊、周旋。
“给倭寇回复，措辞要‘热情’，但内容要‘模糊’。”李幼邻指示道，“就说我们高度赞赏倭寇‘驱逐西方殖民势力、解放亚洲’的‘崇高目标’——反正他们喜欢听这个。强调我们双方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上立场一致，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冯庸迅速记录。
“关于荷属东印度，就说我们认为其未来应由当地人民自决，任何外部势力不应强加意志。对于倭寇在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只要不损害当地人民利益和南洋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原则上不持异议。”
“这……是不是太让步了？”冯庸迟疑道。
李幼邻笑了：“这是外交辞令，听着好听，实际上什么都没答应。‘当地人民自决’——倭寇会听当地人的吗？‘不损害和平稳定’——怎么定义损害？谁来判断？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模糊性，让倭寇觉得有希望，但又抓不住任何把柄。”
他放下笔，神色严肃起来：“切记，不要有任何书面承诺，不要涉及任何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口头传达，不留痕迹。我们要拖住倭寇，让他们暂时不对我们动手，同时又要让他们心存幻想，不会过早地在南洋与我们直接冲突。”
“那我们在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冯庸问。
“要加强，但要更隐蔽。”李幼邻走到窗边，望着远处的河面，“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向可靠的当地组织提供资金、宣传和技术支持。重点是帮助他们建立更有效的地下网络，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发展力量。但武装斗争目前不宜作为主要形式，以免给殖民当局大规模镇压的口实，也避免过早暴露我们的深度介入。”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告诉‘家里’在各地的负责人，现阶段，耐心比勇气更重要。我们要像水一样渗透，无孔不入，却又无形无迹。等西方殖民者的统治被侵蚀得千疮百孔时，轻轻一推，整座大厦就会倒塌。”
“那英国人搞的‘咨询委员会’呢？新加坡那边问，我们的人要不要参加？”
“参加，当然要参加。”李幼邻冷笑，“不但要参加，还要让我们的同志以‘温和派’、‘社群代表’的身份积极活动。在委员会里，要提出殖民当局无法接受的要求：立法平等、教育平等、废除歧视性法律、华人有权担任高级公职……如果英国人拒绝，就揭露他们的虚伪；如果英国人被迫做出一点点让步，我们就利用这点空间，争取更多权益，把‘咨询委员会’变成我们的讲坛和战场。”
他走回地图前，手指划过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同时，地下的袭扰和经济破坏不能停。让英国人的铁路三天两头出故障，让荷兰人的种植园病虫害‘意外’爆发，让法国人的仓库‘不小心’失火。要让殖民者始终觉得痛，但又抓不住我们的主力，找不到全面镇压的理由。”
冯庸迅速记下所有指示，抬头问道：“总指挥，这样多线作战，我们的资源撑得住吗？”
李幼邻沉默了。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南方军委虽然控制了缅甸和暹罗，但这两地本身经济基础薄弱，又要重建、要发展、要备战，财政并不宽裕。支持南洋各地的地下运动，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而且短期内看不到回报。
“撑不住也要撑。”李幼邻最终说道，“这是一场关乎南洋未来的战争，不是用枪炮打的战争，而是用思想、用组织、用耐心打的战争。我们现在投入的每一分钱，派出的每一个人，撒下的每一颗种子，将来都会开花结果。告诉后勤部门，压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优先保障南洋行动的经费。另外……”
他顿了顿：“加紧与美利坚那边的谈判。我们需要贷款，需要机器设备，需要技术和专家。告诉美利坚人，一个稳定的、对美利坚友好的南洋，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如果他们不想让倭寇独占南洋，最好现在就开始投资。”
华盛顿，白宫，十一月下旬。
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看着中情局和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南洋局势的长篇报告。窗外是深秋的华盛顿，银杏树叶金黄，但总统的心情却并不轻松。
“李幼邻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罗斯福对围坐在办公室里的幕僚们说道，“他想把整个南洋从西方手中夺走，但用的不是倭寇人的军舰，而是思想、金钱和代理人。倭寇人想用刀叉直接分肉，而李幼邻想重新安排餐桌，甚至换掉主人。”
幕僚们静静地听着。这些天，关于南洋局势的讨论已经成为白宫和国务院的日常议题。
“总统先生，我们是否应该调整政策？”国务卿赫尔开口道，“更明确地支持英法荷，甚至与倭寇有限度地合作，遏制南方军委的扩张？”
罗斯福摇摇头：“更明确地支持英法荷？国会和民众不会同意为维持旧殖民体系而卷入远东战争。与倭寇合作？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倭寇的野心比李幼邻更直接、更具军事侵略性，而且是我们的长期威胁。”
他操纵轮椅来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目光扫过太平洋和东南亚：“我们的核心利益是菲律宾、关岛、夏威夷，以及太平洋航线的安全。只要南方军委不直接威胁这些，他与英法荷的斗争，客观上会消耗他们的力量，也许……对我们并非完全不利。”
“但李幼邻的最终目标显然是建立一个由他主导的南洋联邦。”海军部长斯旺森担忧道，“如果让他成功，美利坚在远东的影响力将被严重削弱。我们在菲律宾的统治也可能受到挑战。”
“所以我们需要平衡。”罗斯福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让南洋的各方势力相互牵制。支持英法荷抵抗李幼邻的渗透，但又不让他们完全镇压下去；与李幼邻保持对话，给他一些经济甜头，让他不要完全倒向倭寇；对倭寇，继续施加外交压力，拖延他们的海军扩张计划。”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具体来说，继续加强菲律宾的防御，增派一些军舰和飞机，但不要大张旗鼓。与李幼邻的‘对话’要继续，通过外交渠道让他明白我们的‘红线’——不能攻击菲律宾，不能威胁太平洋航线。对英法荷，提供情报共享和有限的非军事援助，鼓励他们进行‘改革’以稳定局势，但明确表示美利坚不会为殖民战争出兵。”
“那如果倭寇和南方军委真的联手呢？”有人问道。
罗斯福笑了，那是一种老练政治家的微笑：“他们联手的可能性很小。李幼邻不是傻瓜，他知道倭寇的最终目标是吞并整个南洋，不会容忍他的南方军委存在。倭寇也清楚，李幼邻是个民族主义者，不会甘心做任何人的附庸。他们现在互相试探、互相利用，但迟早会翻脸。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让他们相互消耗，为美利坚争取时间。”
他看向窗外，金黄的银杏叶在秋风中飘落：“时间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工业实力是倭寇的五倍，是南方军委的二十倍。只要再过几年，等我们的海军扩建计划完成，等我们的经济完全从大萧条中恢复，届时，无论南洋的局势如何变化，美利坚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幕僚们纷纷点头。罗斯福的战略清晰而精明：不在此时介入南洋的混战，而是隔岸观火，但手握消防栓，随时准备在火势失控时介入。这是一种基于实力的自信，也是一种老谋深算的等待。
就在华盛顿做出隔岸观火的决定时，海牙和巴黎的殖民部办公室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荷兰殖民大臣范·德·林登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从巴达维亚发来的紧急电报。罢工、骚乱、游击队袭击、地下宣传……坏消息一个接一个。镇压需要更多的军队、更多的警察、更多的经费，而荷兰本土刚刚从经济大萧条中缓过气来，国库空虚，民众厌战。
“我们在东印度的驻军只有三万八千人，要控制六千万人口，分散在三千多个岛屿上……”范·德·林登对同僚们苦笑，“这就像试图用一张破网捞起整个大海。”
“必须增兵。”陆军大臣坚持道，“至少要再派两个师，否则局势会失控。”
“钱从哪里来？”财政大臣反问，“今年的预算已经赤字了。如果要增兵，要么加税，要么削减社会福利。议会会通过吗？民众会答应吗？”
“难道眼睁睁看着东印度丢掉吗？”殖民地事务委员会主席激动地拍桌子，“那是王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没有东印度的橡胶、锡、石油，荷兰的经济会崩溃！”
会议室里吵成一团。有人主张强硬镇压，有人呼吁政治改革，有人建议寻求国际干预。而在所有喧嚣之下，一个之前无人敢公开提出的念头，正在一些官员心中悄然滋生：是否应该与南方军委进行某种形式的“接触”？哪怕只是试探性的，以换取其停止对东印度反叛力量的支持？
同样的问题也在巴黎的殖民部会议上被私下讨论。法属印度支那的局势虽然不如荷属东印度紧张，但地下共产党的活动明显增加，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而这一切的背后，似乎都有那个神秘的南方军委的影子。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中间人，与李幼邻的代表谈一谈？”一位资深外交官小心翼翼地说道，“至少弄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只是想要经济利益，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让步，比如在贸易上给予优惠，允许南方军委的商人在印度支那经营……”
“这是绥靖！是投降！”一位老将军怒吼道，“法兰西的荣誉不允许我们与叛乱分子谈判！”
“荣誉不能当饭吃。”外交官冷冷回应，“将军，您知道在印度支那维持二十万军队每年要花多少钱吗？您知道如果印度支那的橡胶和煤炭供应中断，法国的工业会受多大影响吗？现实一点吧，如果我们能用一些经济让步换取印度支那的稳定，为什么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