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烟灰缸旁的录音笔与六小时后的技术简报（1/2）

沈南星在凌晨一点回到江城。

飞机舷窗外，城市的灯火稀疏了许多，不像上海那般无边无际。她拖着登机箱走出机场，深夜的凉风让她精神一振。手机刚开机，一串未读信息和未接来电提示涌了进来，大部分来自王建国。

她边往停车场走边回拨。

“沈总，你可算开机了。”王建国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音里有隐约的机器轰鸣，“情况不太对。今天下午，除了管委会，还有两家平时没什么来往的供应商‘顺路’过来拜访，话里话外都在打听我们是不是要和外国公司深度合作，担心后续订单。”

“哪两家？”

“鑫达陶瓷和力源气体。都是给我们供特种耗材的。”

沈南星记下名字。鑫达和力源，规模不大，但供应的氧化铝坩埚和高纯氩气在燧人的工艺里有关键作用。这两家同时来“关心”，绝不可能是巧合。

“陆总知道了吗？”

“电话里简单说了，他让你们在上海集中精力。”王建国顿了顿，“另外，赵斌那条线……有点新情况。他去了深圳没错，但根据车票记录，他在上海中转时，停留了超过十二小时，时间就在你们去上海的前两天。”

沈南星脚步一顿。“查到他上海见了谁吗？”

“还在查。上海火车站人流太大，监控有盲区。但时间点太巧了。”

“继续查，小心点。”沈南星坐进车里，“我直接去公司，你把管委会会议通知的详细要求和已知参会人员名单发我。”

凌晨两点，燧人科技小会议室依然亮着灯。

沈南星面前摊着会议通知、几家关联企业的资料，以及那份刚刚出炉、还带着油墨味的“联合研究课题意向书草案”。

王建国递给她一杯浓茶。“明天……不，今天上午十点的会，刘副主任亲自主持。参会企业除了我们，还有另外三家最近有涉外技术合作的企业，两家是做软件的，一家是做精密仪器的。”

“议题呢？”

“名义上是‘宣传贯彻国家技术出口管制和涉外科技合作安全管理政策，指导企业规范合作行为，防范风险’。”王建国指着通知上的字，“但单独通知我们的时候，办公室李科长特意‘提醒’，最好准备一下‘与昭栄材料技术磋商’的专项汇报材料，以备领导询问。”

“专项汇报……”沈南星冷笑，“这是等着我们自投罗网，把细节全交代出去，他们再来判断‘风险’。”

“我们怎么办？如实汇报？”

“不能全实，也不能全虚。”沈南星快速思考着，“汇报基调要定在：我们是基于完全平等、对等、边界清晰的前提下，进行极小范围的、基础性的学术交流，目标是提升自身研发能力，服务国家重大项目。所有合作条款都以确保我方核心技术和数据安全为前提。”

她翻看着意向书草案：“具体内容，就按这份草案的框架说。强调我们设置了‘背景知识产权’防火墙，强调数据共享只限于脱敏后的研究结果。对于昭栄可能提出的其他合作设想，一概定义为‘尚未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

“他们会信吗？”

“他们不需要全信，只需要有足够材料形成‘燧人公司态度端正、风险可控’的结论就行。”沈南星揉了揉眉心，“关键是，不能让这个话题被上升到‘ uncontrolled technology leakage（不可控技术外流）’的层面。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后续任何合作都会举步维艰。”

窗外天色由浓黑转为深蓝。城市正在苏醒。

沈南星看了眼手表，凌晨四点。“王经理，你去休息会儿。我整理一下汇报思路和材料，八点我们再对一遍。”

王建国离开后，会议室里只剩下沈南星一人。她打开电脑，开始起草那份注定要字斟句酌的“情况说明”。

上午九点五十分，沈南星准时出现在开发区管委会三楼的小会议室。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除了管委会刘副主任和几位相关部门科长，还有那三家企业的负责人，个个面色凝重。

刘副主任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端着茶杯慢饮。见沈南星进来，他点点头：“沈总来了，坐。你们陆总还在上海？”

“陆总今天上午返回。”沈南星在指定位置坐下，拿出笔记本和打印好的材料。

“嗯，你们最近动作不小啊。”刘副主任放下茶杯，开门见山，“和日本昭栄材料的接触，进行到哪一步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

沈南星从容地翻开材料：“刘主任，各位领导。燧人科技确实正在与昭栄材料进行初步接触。目前阶段，仅限于探讨一个非常具体、范围严格限定的联合研究课题的可能性。这是双方初步拟定的意向书草案，以及我们内部的技术与合规风险评估报告。”

她把两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刘副主任示意旁边的科长拿过去翻阅。会议室内安静下来，只有翻动纸张的声音。

“联合研究……”刘副主任看着草案摘要，“聚焦抗辐照材料基础行为研究。资源投入、数据共享、知识产权……条款列得很细嘛。沈总，你们觉得，和这样的国际巨头搞联合研究，主动权在谁手里？核心技术会不会被人家摸透？”

问题很直接。

“主动权建立在清晰的规则和底线之上。”沈南星早有准备，“在本次意向中，我们明确将我方已有的工艺参数、设备设置、核心配方定义为‘背景知识产权’，完全排除在共享范围之外。共享的仅限于为完成该课题而产生的、经过处理的‘研究结果数据’。同时，课题由双方共同出资，共同指派研究人员，成果共同所有。从规则设计上，确保了双方的对等性。”

“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另一位科长插话，“人家经验丰富，万一在合作过程中，通过非正式交流、观察，还是把你们的技术诀窍学去了呢？”

“所以我们需要派遣合适的研究人员，并建立严格的内部信息管理制度。”沈南星回应，“这本身也是对我们研发管理能力的一次提升和考验。闭门造车固然安全，但也可能错失学习和追赶的机会。在确保核心安全的前提下，有选择、有控制地进行国际技术交流，是我们这样的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必要路径之一。”

她的话既承认了风险，也阐述了必要性，姿态不卑不亢。

刘副主任听着，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不置可否。他翻到沈南星带来的风险评估报告部分，看了几分钟。

“报告里提到，合作有助于你们获取对方在抗辐照测试方面的部分数据库和经验？”他问。

“是的。这是课题对我方的潜在价值之一。‘琉璃’项目对材料抗辐照性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这部分恰恰是我们，也是国内很多单位的短板。通过合作，我们可以更高效地弥补这个短板，更好地服务国家项目。”

沈南星巧妙地把合作的价值与“国家项目”绑在了一起。

刘副主任合上报告，靠向椅背。“你们的考虑，听起来是周全的。不过啊，沈总，国际技术合作，尤其是和日企打交道，复杂性远超出技术条款本身。对方的商业策略、法律手段，乃至背后的其他意图，都要充分评估。管委会的职责，是提醒风险，帮助企业规范行为，避免将来吃亏，甚至给国家造成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