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钱袋子（2/2）

十点半，张怀民回来了。他和王处长又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起身：“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回去按刚才议定的调整方案，明天上午把正式文本送过来。”

“好。”王处长也站起来，“文本到了，我们走程序就快。”

走出财政厅大楼时，已经快十一点。阳光有些刺眼，林凡眯起眼睛，手里的笔记本沉甸甸的——记了十二页。

回程还是打车。张怀民坐在副驾驶，闭目养神。李静小声对林凡说：“比预想的顺利。王处那个人，看着严肃，其实讲道理。”

林凡点点头，看向窗外。省政府大院在后退去，那栋新大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他突然意识到，刚才的两个多小时里，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不需要说，也没机会说。他的任务是看和记，像一个观察员，记录两个系统如何对接。

回到办公室，张怀民对林凡说：“现在写过程记录。重点写清楚：九点十分到九点三十，讨论配套资金问题；九点三十到九点五十，讨论绩效指标；十点到十点二十，议定具体操作细节。每个环节，双方的主要观点、分歧点、怎么达成一致的。”

“要写多少字？”

“不要超过一千字。写清楚就行。”

林凡坐到自己位置上，摊开笔记本。那些速记的符号和片段，现在要组织成逻辑清晰的文字。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试图准确还原每一段对话的核心意思。

写到王处长说“规矩不是死的，但规矩立了就要遵守”时，他停顿了。这句话看似矛盾，却道出了某种精髓——制度要有弹性，但弹性不能突破底线。

下午一点半，林凡把打印出来的记录交给张怀民。一共九百七十八个字。

张怀民看得很慢，看完后拿起红笔，在几处画了圈：“这里，王处说的‘社会效益权重’，你没写清楚他为什么坚持要提高权重。这不是个人喜好，是财政资金的使用导向。”

林凡接过，看到自己写的“王处长认为社会效益更重要”确实太笼统了。

“还有这里，”张怀民指着另一处，“我说‘您提的意见对我们完善方案很有帮助’，你没写王处听到这句话后的反应。”

“他……点了点头。”

“那就写进去。”张怀民把纸推回来，“在机关，话不只是话，更是态度。我表达感谢，他点头接受，这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结果。”

林凡重新修改。第二次交上去时，张怀民看了一会儿，说了三个字：“可以了。”

下午三点，处里开短会。张怀民简要通报了财政厅之行的结果，然后把林凡的记录复印件发给大家：“都看看。以后类似的协调，都要有这个意识——既要谈成事，又要留下痕。”

李静看了记录，对林凡说：“记得挺全，就是细节还不够细。不过第一次，很不错了。”

赵娜凑过来：“财政厅是不是特别压抑？听说他们那儿连说笑都不行。”

“没那么夸张。”李静笑了，“就是比较严肃。”

林凡没说话。他还在想上午的场景——王处长桌上的三摞文件，计算器磨亮的按键，还有那句“财政的钱是纳税人的钱”。这些细节拼凑起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交通厅的工作生态：更冷静，更理性，更注重程序和证据。

下班前，张怀民把林凡叫到跟前：“今天有什么感受？”

林凡想了想：“和想象中不太一样。我以为会……更针锋相对。”

“那是因为我们有备而去。”张怀民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如果你什么准备都没有，拿着一份漏洞百出的方案去要钱，你看他针不针锋相对。”

他重新戴上眼镜：“财政厅的人不是故意刁难。他们的职责就是把关，把不该花的钱拦下来，该花的钱花到刀刃上。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事情做到让他们觉得‘该花’的程度。”

窗外天色渐暗。办公室里，王志强已经走了，李静在收拾东西，赵娜在涂护手霜。一天又要结束了。

林凡回到座位，看着那份被红笔修改过的记录。那些圈圈和批注，像另一种形式的指导——不是在教他如何写公文，而是在教他如何观察、如何理解、如何呈现。

他打开笔记本，在新的一页写下：

“第二次学习：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语言。管钱的看风险，做事的看进度。找到那个平衡点，需要数据和诚意，也需要把对方的规矩变成自己的工具。”

合上笔记本时，他想起王处长办公室墙上的那幅字。不是什么名家书法，就是普通的打印体，裱在简单的木框里：

“锱铢必较，分文归公”。

八个字，道尽了那个部门的全部哲学。

而张怀民今天演示的，是如何在这样的哲学面前，既坚持自己的目标，又尊重对方的规则。不是对抗，也不是妥协，而是寻找那条双方都能走的通道。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其他处室的人下班了。林凡站起来，关上电脑。屏幕暗下去的瞬间，他看见自己的倒影——还是个新人，但已经开始看见这个庞大机器的更多齿轮。

明天要把调整后的正式文本送去财政厅。这一次，他可能还是只需要看和记。

但至少，他知道了该看什么，该记什么。

这大概就是成长——不是突然的顿悟，而是一点点的、几乎察觉不到的积累。像墙角那排蓝色文件夹，一天放进去一份，一年后就是厚厚的一摞。

而他现在，刚刚放进去了第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