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立法之争（1/2）

就在《京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与保障及诬告陷害行为惩处条例（草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键时刻，一场预料之中却又格外激烈的争论，在常委会会议室内爆发了。

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一位在汉东政坛深耕多年、作风稳健的老同志主持。当法制委员会主任宣读完草案主要内容后，会场陷入了一种微妙的沉寂，随即，各种声音如同开闸的洪水般涌出。

首先发难的是一位资深的常委会委员，也是市政法委的前任副书记，他以作风保守、注重程序着称。“同志们，我对这部草案的初衷表示理解，鼓励见义勇为是好事。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严肃，“我们立法，必须慎之又慎！这部草案的核心条款——‘善意救助者依法免责’，这几乎是在创设一种新的法律豁免权！这会不会导致一些人在‘善意’的幌子下，实施不当甚至有害的救助，反而加重被救助者的伤情，最后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会不会打开‘潘多拉魔盒’？我们的法律，首先要保障的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这个底线能不能突破？我认为需要极其审慎的论证！”

他的发言，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法律实务界人士的担忧，即对法律原则可能被破坏的警惕。

紧接着，一位来自经济界的企业家委员表达了另一种顾虑：“祁市长推动这项立法的决心和情怀，我十分敬佩。但我们必须考虑其潜在的社会成本和示范效应。如果对诬告陷害者的惩处过于严厉，比如动不动就纳入征信、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会不会导致一些真正的受害者在身体受到伤害、但证据收集困难的情况下，因为害怕被反诉‘诬告’而不敢维权？法律的天平，是否会在保护一种善行的同时，无意中倾斜，压制了另一种弱势群体的声音？我们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制造出另一个可能更棘手的问题。”

这位委员的视角，聚焦于法律实施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和不同权益之间的平衡，同样引发了在场不少委员的深思。

更有委员直接质疑立法的必要性：“现在我们国家有《民法典》，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见义勇为和诬告陷害，难道没有相关规定吗？为什么非要单独搞一个地方性法规？是不是有点‘立法冲动’？而且，道德层面的问题，试图用法律手段去彻底解决，效果到底会如何？法律不是万能的，过于依赖法律，会不会弱化了道德教化和舆论引导的作用？”

这些质疑，有的尖锐，有的中肯，但都切中了草案的核心争议点和立法难点。会场上的气氛变得有些凝重，支持草案的委员们面露焦急，而持怀疑态度者则显得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