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立法之争（2/2）

列席会议的祁同伟，始终面色平静地听着每一位委员的发言，手中的笔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要点。他没有急于反驳，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耐烦。他知道，这些质疑和争论，正是立法过程必不可少的“淬炼”环节。一部成熟的法律，必须经得起各种角度的拷问和推敲。

当大部分委员都表达了看法后，主持会议的主任将目光投向了祁同伟：“同伟市长，草案是由政府方面牵头起草的，对于各位委员提出的这些问题，你怎么看？”

祁同伟缓缓站起身，向在场的委员们微微鞠躬，态度谦逊而诚恳：“非常感谢各位委员提出的宝贵意见和深刻质疑。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在起草过程中反复思考、激烈争论的焦点。大家担心法律原则被突破、担心权利平衡被打破、担心立法必要性和有效性，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委员们是高度负责的，是在为我们京州市的法治建设和社会稳定殚精竭虑。我代表市政府，对此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他先肯定了质疑的价值，缓和了会场的气氛，然后才开始逐一回应。

“首先，关于‘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是否突破法律底线的问题。”祁同伟的目光扫过那位前任政法委副书记，“我们认为，这不仅没有突破，恰恰是对法律精神和原则的坚守与细化。法律的核心价值之一是追求公平正义。当一个人出于善良本能去救助他人时，如果仅仅因为一些非主观、非重大的过失，就要面临巨额的赔偿乃至法律追责，这本身是否公平？我们的草案，并非赋予其无限的豁免权，而是设定了‘重大过失’这个门槛。什么是重大过失？是指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明显超出合理注意义务范围、严重偏离一般人认知水平的重大错误。比如，在非专业人员的情况下，对心脏骤停者进行不规范的胸外按压，这通常不被认为是重大过失；但如果明知是骨折，却强行拖拽搬运，导致二次伤害，这就可能构成重大过失。我们参考了国内外大量的医学急救指南和司法判例，草案附件中也列举了常见的非重大过失情形。这并非创造特权，而是为‘善意’划定一个合理的、受保护的边界，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极端不公现象。这，正是法律追求实质正义的体现。”

他的解释，结合了具体情境和专业标准，让一些委员微微点头。

“其次，关于惩处诬告陷害是否会压制真正受害者维权的问题。”祁同伟转向那位企业家委员，“这一点我们同样高度重视。草案设计的是‘梯度式’责任体系，其核心是‘恶意’。我们惩处的是‘明知自己并非被救助者侵害，却故意捏造事实、歪曲真相、企图牟取不法利益’的诬告陷害行为，这与‘因客观证据不足、认知偏差或情绪激动而提出的、可能存在误解的维权主张’有着本质区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认定时，会严格把握‘主观恶意’和‘客观行为’的构成要件，绝不会‘误伤’真正的受害者。同时，草案也强化了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调查取证要求，鼓励公共场所监控设施的完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还原真相，让善良不被辜负，也让真正的伤痛得到抚慰。保护善行与惩治恶意，这两者并行不悖，共同构筑一个诚信、友善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