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胆大心细祁同伟（1/2）

十分钟的准备时间，短暂得如同白驹过隙。

课题组的成员们迅速收拾好资料，每个人的脸色都凝重了几分。从学术研讨到向地方最高决策层汇报，这其中的跨度与压力非同小可。几位原本对祁同伟报告持保留甚至反对意见的教授，此刻也暂时搁置了争议，毕竟课题组是一个整体，对外需要展现出专业和统一。

祁同伟深吸一口气，快速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和仪容。他用左手笨拙地正了正吊着绷带的右臂，确保不会显得过于狼狈。李为民走到他身边，低声嘱咐了一句：“同伟，待会儿汇报，以你为主，突出重点，言简意赅。领导们时间宝贵，抓大放小。遇到质疑，沉着应对，实事求是。”

“我明白，老师。”祁同伟重重点头，感受到导师传递过来的信任与压力。

一行人很快离开招待所，乘坐特区办安排的中巴车，前往市委大院。车窗外，鹏城的街景飞速掠过，这座年轻的城市正以惊人的速度生长，但也处处可见快速发展带来的混乱与无序——这与祁同伟报告中所描述的问题一一对应，更坚定了他内心的想法。

市委会议室的气氛与招待所截然不同。红毯铺地，灯光通明，椭圆形的会议桌宽大厚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令人肃然的权威感。几位核心领导已经就座，他们大多穿着朴素的衬衫，面容或多或少带着操劳的痕迹，眼神锐利而务实，那是长期在一线处理复杂问题磨砺出的气质。

市委书记周为民坐在主位，他大约五十多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眉头习惯性地微锁着，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难题。市长李建国坐在他旁边，年纪稍轻，看起来更干练一些。此外还有分管政法的副书记、政策研究室主任等几位关键人物。

课题组一行人进来后，周书记主动站起身，与李为民等人握手，态度很客气：“李教授，各位专家，辛苦了！听说你们的调研很有成效，特别是关于我们特区立法权的问题，有了很重要的研究成果？我们都很感兴趣啊，所以临时把大家请过来，听听你们的高见。”

寒暄落座后，李为民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先做了简短的开场白，介绍了课题组的背景、此行目的以及初步的研究方向，随后便将话语权直接交给了祁同伟：“周书记，李市长，各位领导，关于特区立法权必要性和紧迫性的问题，是我们课题组近期重点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具体内容，由我们课题组的骨干成员，燕京大学的祁同伟同志，向各位领导做详细汇报。他这一个多月来，深入基层，做了大量扎实的调研工作。”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祁同伟身上。一个如此年轻的学生，还吊着胳膊，竟然是汇报的主力？几位领导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显示出良好的修养和耐心。

祁同伟站起身，微微向领导们鞠躬致意，然后拿出了那份报告的核心摘要和几张手绘的图表。他没有丝毫怯场，尽管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厉害，但声音却异常稳定清晰：

“尊敬的周书记、李市长，各位领导：我是燕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祁同伟。现将我们课题组关于请求授予鹏城特区部分立法权的初步研究与思考，向各位领导汇报。”

他开门见山，直接切入主题：“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当前鹏城特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法律制度瓶颈。破解这些瓶颈，迫切需要中央授予特区相应的立法权，以便特区能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先行先试的立法探索。”

接着，他如同在课题组内部会议上一样，条理清晰地阐述了那四个亟待立法解决的领域：企业制度、土地管理、劳动关系、城市管理。但这一次，他的讲述更加精炼，所选取的案例也更加典型、更具冲击力。

他讲到那家因董事会职权纠纷而濒临瘫痪的中外合资电子厂，外方代表已经放出话来“如果法律不能给我们明确说法，我们将重新评估在华投资风险”；

他讲到那块引发争议的协议出让土地，不仅导致项目停工，更让后续几家有意投资的大型港企望而却步，私下表示“这里的游戏规则看不透”；

他讲到那家港资制衣厂的火灾和劳资冲突，不仅伤了人，更让数百名工人对特区政府的保护能力产生怀疑，潜在的群体性事件风险像一把悬着的剑；

他讲到城市规划的随意变更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讲到污水排放口从清澈河道变成“黑龙江”却无法可依从严惩处……

每一个案例，他都配有简单却清晰的数据和示意图（这是他熬夜用左手画的），每一个问题，他都直指“无法可依”或“法律滞后”这个核心症结。他的语言平实，没有过多的理论堆砌，而是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论证，每一个字都敲打在领导们最关心的问题上——投资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城市未来。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祁同伟清晰有力的声音在回荡。几位领导听得非常专注，不时低头记录，周书记的眉头锁得更紧了，李市长的指尖无意识地快速敲击着桌面。

“……综上所述，”祁同伟最后总结道，声音因为长时间讲述而略带沙哑，但更加富有力量，“特区面临的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先行性和特殊性，国家立法难以在短时间内全覆盖。等待和观望，意味着改革成本的持续增加和发展机遇的错失。授予特区部分立法权，并非寻求‘特殊化’，而是请求一份‘试错权’和‘探索权’。通过地方立法，一是可以迅速填补法律空白，稳定投资者预期，维护市场秩序；二是可以将特区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固化、规范化，减少改革不确定性；三是可以为全国性的立法提供宝贵的‘立法实验’和‘压力测试’，降低国家立法成本与风险。 这是特区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应有之义，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特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法治保障！”

汇报完毕，祁同伟微微鞠躬，坐了下来。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几位课题组的教授不由得暗自点头，祁同伟的这次汇报，比在内部会议上更加出色，完全抓住了决策者的关注点，做到了有理有据有节。

周书记率先开口，他没有直接评价，而是看向了李为民：“李教授，这是你们课题组的正式意见？”

李为民沉稳地回答：“周书记，这是基于大量调研形成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和方向性建议。课题组内部对此有深入探讨，同伟同志的报告反映了我们目前的主流认识。我们认为，授予立法权是解决特区当前诸多困境的关键钥匙。”

周书记点了点头，目光重新回到祁同伟身上，带着审视的味道：“祁同伟同志，你的报告很详实，问题抓得也很准。这些情况，我们在一线工作，感受可能比你们更深刻，更痛切！”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起来：“但是，立法权的问题，非同小可。你提到的风险，比如法制统一问题、立法能力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我想问问你，在你看来，如果中央真的授权，我们特区应该如何起步？第一步，最应该立什么法？怎么立？才能既解决问题，又把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