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武所星火初燃时（1/2）

刘克范显然也感受到了这无形的压力与越来越近的威胁。明德学堂并未因流言和傅鉴飞的忧虑而沉寂，相反，一种更加紧张、更加内敛、同时也更加炽烈的气氛在师生间弥漫开来。

大礼堂里激越的歌声和整齐的操练呼号并未断绝，但大课宣讲的频率明显降低了。取而代之的，是化整为零的小组学习。桂生、谢明玉和几个思想最为活跃、行动最可靠的学生核心，常常在晚课后被刘克范叫到他那间堆满书籍的狭小宿舍兼办公室里。窗户紧闭，厚布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在书桌上点一盏昏黄的小台灯，将几颗紧凑的脑袋投射在墙壁上，如同地下秘密结社的场景。油灯的火苗被刻意捻得很小，只够勉强照亮桌上的文稿。

室内闷热而烟雾缭绕，混杂着劣质烟草的辛辣味和旧书的霉味。刘克范眼神锐利如鹰，压低了声音，那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沉浑有力：

“同志们，”他用了这个特殊的称谓，让围坐的桂生、谢明玉等人心头一凛，腰背下意识地挺得更直。“外面的风声紧得很。周荫人这头豺狼在汀州扩军备战，搜刮无度。城里的地头蛇、老学究们也嗅着味了，巴不得把我们这‘赤化窝点’掀个底朝天。斗争环境更复杂了，我们更要沉住气，更要讲方法！”

他拿起一张油墨未干的传单样稿，标题是《告闽西工农书》。“光喊口号不行，要戳到痛处！‘耕者有其田’——这口号好，但怎么实现？要告诉佃农，土地是你们开垦的，汗水是你们浇灌的，那巧立名目的‘押租’、‘预租’、‘大斗进小斗出’，就是地主刮你们骨头的刀！要告诉挑夫苦力，码头、矿山的血汗钱，凭什么被把头抽走大半？凭什么你们累死在矿洞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他手指有力地敲击着桌面，每一下都像敲在听者的心上。

桂生听着，胸脯剧烈起伏，眼里的火焰燃烧得更旺。他想起了自家被山洪冲垮的薄田，想起了爹娘衰老佝偻的身影和三个姐姐被迫远嫁的泪眼。谢先生则飞快地在小本子上记录着要点，笔尖沙沙作响。

“组织！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刘克范斩钉截铁，“像桂生、阿木（另一个矿工子弟）这样的，你们有家人在乡下，在矿上，这就是根基！回去，把乡亲们的苦处一条条记在心里！帮他们写状子，算明白账！让他们知道，不是命该如此！是有人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串联起来，三户、五户，十户……人数就是力量！告诉他们，南方有我们的军队，有我们的党，为他们撑腰！”

他又转向谢先生和另一个识文断字的学生：“小谢，你们的任务更重。把《告工农书》的核心意思，用最朴素、最贴近他们的话写出来。不要文绉绉，要像拉家常，像诉苦！再想办法刻成蜡版，油印出来。要快，要隐秘！只有文字才能突破山水的阻隔，把火种撒出去！”

“校长，放心！我们几个人轮流刻版，夜深人静时印，天亮前藏好！”谢先生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武器……”刘克范的目光扫过桂生等几个体格健壮的学生，“光靠锄头扁担不行。我们要有准备。钟先生那边……嗯，有些门路。过几日，会有一些东西送到学堂后面柴房的地窖里。桂生，你带几个绝对可靠的，负责接收、藏好。要万无一失！那些东西，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示人！它们是最后保命的根，也是将来砸碎锁链的铁锤！”话虽隐晦，但在场的人都明白了那“东西”指的是什么，一股寒意夹杂着莫名的兴奋从脊背窜起。

“记住！”刘克范的声音陡然压低，带着铁一般的冷硬和警告，“从现在起，一言一行，都要格外小心！敌人有枪有炮，有狗鼻子！任何人被抓了，宁可死，也绝不能吐露半点实情！要保护好组织，保护好我们的人！保护好我们辛苦积攒的这点力量！”昏黄的灯光下，他脸上每一道深刻的皱纹都如同刀刻，目光灼灼，扫过每一张年轻而紧张的脸庞，那眼神里是沉重的嘱托，是无声的誓言。

桂生用力挺直腰板，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咕哝：“校长，我桂生用命担保！谁要是孬种，天打雷劈！”其他几人也都重重地点头，神情肃穆而决然。

南芝依旧在她那方寸的档案室里忙碌。然而，她敏锐地察觉到，近期需要她整理归档的纸张，内容愈发地“烫手”。

一份份新刻印出来的传单和小册子被秘密送到她的桌上。纸张粗糙，油墨时常洇开，字迹也因刻版者的紧张而略显潦草，但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的怒火却几乎要灼穿纸背：

＞ “汀江两岸的父老乡亲们！睁开眼看一看！是谁在吸我们的血？是周荫人！是张毅！是骑在工农头上作威作福的军阀地主！……”

＞ “长工佃户兄弟们！算一算账吧！我们流尽血汗打下的粮食，七成进了地主老财的粮仓！他们住高楼大厦，我们住破屋漏房！这是什么世道？！”

＞ “工友们！把头、监工凭什么抽走我们一半的血汗钱？凭什么像使唤牛马一样鞭打我们？团结起来！抱成团！成立我们工人自己的团体！拒交苛捐杂税！要求八小时工作！……”

＞ “看看南方！国民革命军高举义旗，北伐反帝反封建！他们是工农的军队！他们打到哪里，哪里的工农就挺直腰杆！现在，工农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已经在一些地方建立起来了！那是我们当家作主的政府！……”

这些直白、尖锐，甚至带着煽动性的文字，猛烈地冲击着南芝的认知。她看到“苏维埃”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含义也愈发清晰具体——不再是刘克范激情演讲中那个模糊的理想国轮廓，而是与“工农兵代表会议”、“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管理工厂”这些具体诉求紧密相连的、活生生的政权形式。

还有一份标题触目惊心的文件，用粗大的字体写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摘要）》。其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等字句被重重圈出。旁边附着钟先生用工整小楷写的批注：“此为我党（指cp）主张之核心体现，亦是当前革命之总纲。须深刻领会，广为宣传。”

每次整理这些材料，南芝都感到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她如同捧着一块块烧红的烙铁，动作愈发谨慎小心。在登记簿上写下这些标题时，她甚至下意识地侧耳倾听门外是否有异动。这不是纸上谈兵，这是真正的引火线！被点燃的，将是整个闽西！

就在这天深夜，万籁俱寂。一阵极其轻微、如同鼠啮的叩门声在档案室的后窗响起，规律而急促。南芝心头一紧，放下手中刚盖好编号的传单，屏住呼吸走到窗边。窗外一片漆黑。她轻轻推开一条缝隙。

桂生那张焦急又紧张的脸出现在黑暗中，汗水顺着黝黑的脸颊往下淌，在月光下闪着微光。他压低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痛楚喘息：“南芝妹妹！快……快开门！阿木他……他不行了！”

南芝一惊，借着窗棂透进的微弱月光，才看清桂生背上还背着一个人影——正是那个矿工子弟阿木！阿木的头无力地耷拉在桂生肩头，身上那件洗旧的靛蓝学生装被大片深色的、黏稠的液体浸透，散发出浓重的血腥味！一条腿软绵绵地垂着，似乎完全失去了知觉。他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因为剧痛而不停地哆嗦着，发出微弱的、压抑的呻吟。

“怎么回事？！”南芝倒吸一口凉气，声音压得极低，心脏狂跳起来。

“在……在城西乱石坡……”谢明玉喘着粗气，声音抖得厉害，“我们……我们按校长吩咐，去接……接‘东西’……回来路上，碰……碰上了巡夜的税警队！他们……他们想搜身！阿木护着包袱……被……被那狗腿子当胸一脚踹下了陡坡！腿……腿怕是折了！还……还有内伤！我们不敢去诊所，怕……怕被查问……”他眼中充满了愤怒，泪水混着汗水流下。

包袱！东西！南芝瞬间明白了桂生话语中的隐晦所指。那所谓的“东西”，是武器！是刘校长口中“最后保命的根”和“砸碎锁链的铁锤”！阿木是为了保护它而受的重伤！一股寒意夹杂着莫名的悲壮感瞬间攫住了她。

她来不及多想，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拉开后窗的插销：“快！扶他进来！”桂生咬着牙，拼尽力气将几乎昏迷的阿木从窗口拖了进来。南芝迅速关紧窗户，拉上窗帘。

档案室里弥漫开血腥气。阿木瘫软在地，呼吸微弱，那条受伤的腿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谢明玉蹲在他身边，手足无措，急得直掉眼泪：“南芝小妹！怎么办？不能……不能让他死啊！”

南芝看着阿木惨白的脸，看着他身上那件被血染透的靛蓝学生装——那是明德学堂的象征。

“桂生哥，你学过医多年，我配合你，看如何做。”

南芝果断地低声道，眼神是从未有过的坚定，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然。“需要的药去找济仁堂，或者找傅医生出诊。”

南芝这个时候似乎顿悟，那些“赤化”的油印纸，此刻在她心中，已不再是单纯的符号，而是与眼前这条年轻、鲜活、正被残酷现实撕裂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沉甸甸的现实！

武所城的晨雾还未散尽，城南十字街口的电灯杆上，那盏新装的灯泡已经亮了三天。黄澄澄的光裹着细碎的灰尘，在青石板路上投下朦胧的光晕，引得早起的挑水夫、卖菜佣驻足张望。卖豆浆的王二麻子舀着碗里的热浆，冲旁边扯着嗓子喊：“老张你瞅瞅！这洋灯比咱家那盏煤油灯亮堂多了，连瓦檐上的霜花都照得清！”

可这光亮照不进百姓的灶房。城西张庄的李阿婆蹲在漏风的土屋里，就着豆大的油灯给咳血的孙儿熬草药。她的儿子被拉去当壮丁三年未归，儿媳改嫁，只剩祖孙俩守着半亩薄田——那地早被城里的王记米行老板王怀仁以“抵债”为由强占，如今连糊口的口粮都要靠挖野菜。“这洋灯再亮，能照见俺孙儿碗里的米粒么？”她抹着泪，将最后一把柴火塞进灶膛。

此时的城关济仁堂药铺里，傅鉴飞正用听诊器给前来看病的富商陈掌柜听心肺。今天他似乎有点心不焉。他不时想到了今早从广州寄来的那本《汀雷》杂志。

“傅先生，您这脉诊得够久的啊！”陈掌柜不满地抽回手腕，“我这心口闷，怕不是中了邪？听说最近城里来了几个‘赤党分子’，是不是他们做法害人哩！”

傅鉴飞不动声色地收起听诊器：“陈掌柜这是劳神过度，我开副安神的方子便是。”待送走这位“体面人”，他才从柜台暗格摸出那本杂志。封面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红字被晨露浸得发软，内页却密密麻麻印着北伐军的捷报、农民抗租的新闻，还有篇《论工农的力量》的文章，写着“中国四万万同胞，真正能改变命运的，是那些弯着腰种地的、流着汗做工的”。

“这道理，咱武所的老百姓有几能懂？”傅鉴飞叹了口气，目光扫过药铺后堂堆着的草药包——最底下压着一沓没送出去的账单，全是穷苦人家赊的药钱，最长的已经欠了两年。

十月的风裹着桂香钻进明德学校的教室时，校长刘克范正站在讲台上讲《论语》。这位穿着藏青长衫、戴着圆片眼镜的中年男人，是武所城最有学问的人——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又去福州师范进修过，回乡后办了这所新式学堂，教孩子们识字、算术，还讲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刘克范刚讲完课，放下粉笔，想走到学生中聊聊。

“先生，广州来信了！”教室里一阵骚动。见校役老周气喘吁吁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封信，“是修焕堂先生广州寄来的，说是托人带回来的！”

教室后排立刻挤过来几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为首的叫桂生，原来是傅鉴飞药铺的学徒，因算账快、人机灵，而且经历也丰富，只是旁听生。平时都被刘克范安排做事。还有铁匠铺老板的儿子铁柱，以及药铺小学徒泽生。刘克范拆开信，眉头渐渐皱起：“修先生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了半年，如今国共合作，共产党在组织工农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