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武北区计口授盐（1/2）

钟魁的保安团，像一片沉甸甸、饱吸了泥浆的铅灰色云层，彻底笼罩了武所县城和四乡八里。起初，不过是穿着灰黄军装、打着绑腿的士兵，十个八个地出现在城门口，或者挎着汉阳造、顺着官道懒洋洋地晃荡。他们脸上带着初来乍到的审视和一丝懒洋洋的倨傲，靴子踩在雨后泥泞的黄土路上，留下一个又一个清晰的、带着碾压意味的印记。转眼间，这零星的人影就膨胀成了无处不在的灰黄浊流。

城门洞彻底变了模样。原本贴着些褪色通告和零碎招贴的斑驳砖墙，如今层层叠叠，糊满了钟魁那龙飞凤舞签名的大幅告示。那墨迹淋漓的字句，劈头盖脸砸下来：“清乡剿匪”、“肃清赤祸余孽”、“通匪者格杀勿论”！每一个字都像淬过冰水，又浸着血丝。进出的盘查陡然变得森严起来。士兵们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恶犬般盯着每一个进出城的人。箩筐、背篓、哪怕是怀里抱着的婴儿襁褓，都要被粗暴地戳搅一番。稍有迟疑或不满的眼神，立刻招来枪托的推搡和厉声呵斥：“站直了！磨蹭什么？心里有鬼？！”

更狠毒的是那一道道关卡，如同勒进武所这垂危躯体的粗糙绳索。沿着出城通往山区的各条大路小径，甚至在渡口的木桥头，在溪边的浅滩处，都垒起了简陋的沙包掩体，架起了黑洞洞的机枪。保安团的兵丁像一群嗅到腐肉的鬣狗，日夜逡巡着。肩挑手提的，哪怕是一小袋糙米、几块地瓜、半篮新摘的菜蔬，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拦下，翻个底朝天。若是油盐、布匹、药材这些稍显“贵重”之物——想都别想带走。那些兵痞们会蛮横地将东西掼在地上，口中不干不净地骂着：“赤匪崽子还想吃肉喝汤？饿着等死吧！” 偶尔有胆大的山民冒险试图夹带点东西，被查获后，轻则货品被抢光，挨一顿毒打，重则直接绑了，拖到临时刑房里，生死难料。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令人窒息的恐怖，进山的路，成了鬼门关。

最让武北区百姓切齿痛恨、却又敢怒不敢言的，是那“计口授盐”的恶毒把戏。县政府和保安团联手，在通往北区的城门和几个大镇口设了盐栅子。每个户头，不论人口多寡、男女老少，一律按照保安团户籍册子上冰冷的名字，按人头定量发盐。那盐还不是上好的精盐，而是混杂了沙土、泛着苦涩灰黄色的粗盐末子。管盐栅的，多是保安团里油头滑脑的小吏或跟班，鼻孔朝天，眼白翻着，如同施舍猪食。他们手里端着个小巧却像催命符般的黄铜戥子，旁边搁着几个小小浅浅的竹筒。轮到的百姓，战战兢兢地递上盖了户籍戳记的油纸片。那小吏眼皮都懒得抬，用指甲尖从粗盐堆里刮起一丁点儿，小心翼翼地放入戥盘，动作慢得如同钝刀割肉。秤杆末端的准星轻微地晃动着，小吏嘴里念念有词，眼神挑剔得像在称量金子，绝不肯多放半粒盐星。最后，那点可怜的、灰扑扑的盐末子，才被吝啬地倒入递过来的小竹筒里。分量之少，甚至不够一个五口之家炒三天菜能尝出咸味来的。拿到盐的人，看着手中那轻飘飘的小筒，眼神里都是绝望的饥饿。这点点咸味，对山里那些重伤待救、断粮断药的红军伤员来说，就是断绝生路的最后一把土。

世道翻覆之快，如同戏台上换了锣鼓点。随着保安团刺刀撑起的“秩序”降临，那些曾经被红军镇压得销声匿迹、或如王举人般仓皇逃窜的豪绅地主们，如同久旱逢了恶雨的老藤，一夜之间，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抖擞着枝叶，迫不及待地要把失去的“荣光”加倍地捞回来。

钟扒皮钟老太爷，无疑是这反攻倒算大军中最显赫、也最得意的一杆旗帜。他那座在城东头、被农民协会占据并一度分给几户贫苦佃农居住的青砖大宅院，早已物归原主。如今，朱漆大门重新刷得油光锃亮，沉重的黄铜门环擦得金光闪耀。门前两只石狮子，似乎也扬起了头颅，睥睨着街面。大门对面，紧邻着原本属于钟家、后被分给佃农邱老憨耕种的三亩上好的水浇地，此刻正上演着一场毫不掩饰的掠夺。

钟扒皮穿着一身崭新的团花绸面夹袄，外面罩着玄色缎子马褂，手里盘着一对油亮的核桃，脸上挂着一种悲天悯人又理所当然的笑意。他身后站着两个穿着黑布褂子、腰别短棍的护院家丁，眼神凶狠得像要吃人。邱老憨则佝偻着腰，枯瘦得像深秋的芦苇杆，脸上纵横的沟壑里满是泥土和汗水混成的污迹。他粗糙如同老树皮的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折叠得发软、边缘毛糙的纸片——那是去年分田时，乡苏维埃政府发给他的一份盖了红印的土地凭证。

钟扒皮踱着方步，走到田埂上，用穿着千层底布鞋的脚尖，随意地点了点脚下翻整过、刚冒出青绿麦苗的田地，声音洪亮得恨不得让半条街的人都听见：“老憨啊，瞧瞧，瞧瞧！这地，侍弄得不错嘛！肥力足，墒情也好！”他仿佛由衷地赞叹着，话锋却陡然一转，“可这地儿，它打前清道光爷那会儿，就是我们钟家的产业！喏，”他朝旁边一个管家模样的瘦高个扬了扬下巴。那管家立刻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取出一份纸张泛黄、带着虫蛀痕迹的旧文书，在邱老憨眼前抖开，那上面的字迹和鲜红的印泥依旧清晰刺目，“白纸黑字，祖传的地契！看看，还有县太爷的朱砂印信呢！”

邱老憨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份陈旧的地契，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是被无形的绳索勒住了脖子。他求助般地把手里那张崭新的、盖着苏维埃红印的凭证往前递了递，枯瘦的手抖得厉害：“钟……钟老太爷……这……这红……红军的文书……”

“红军？”钟扒皮脸上的肥肉猛地一抖，笑容瞬间结冰，眼神变得阴鸷而锐利，如同毒蛇吐信，“红军在哪？啊？你说的那些‘赤匪’？早被国军赶进深山老林，等着喂野狗了！”他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快意和毫不掩饰的威胁，“那什么狗屁文书，擦屁股都嫌扎手！趁早烧了，省得惹祸上身！”

他顿了顿，看着邱老憨那张绝望灰败的脸，又硬挤出一丝伪善的皮笑肉不笑：“念在你佃种了这些年，又出了力气……老夫也不是不讲情理的人。”他又朝管家一努嘴。管家立刻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解开，露出两块黯淡无光、边缘粗糙的劣质银元。那点金属的微光，在邱老憨眼里，比粪土还不如。

“这两块大洋，算是补偿你这季的青苗钱，还有你下的那点子种子肥力钱。”钟扒皮用一种施舍乞丐般的口吻说着，两块银元“当啷”一声被管家扔在邱老憨脚下冰冷的泥土里，“拿着，赶紧收拾你那点破烂家什，腾地儿！别等我让保安团的弟兄们来‘帮’你挪窝！钟团长说了，这叫……这叫‘拨乱反正’！懂吗？乱党分的东西，统统不作数！”

邱老憨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身子晃了晃，整个人瘫软下去，直直地跪坐在刚冒出嫩芽的麦田里。他伸出发黑的手，颤抖着想去捡那两块沾着泥土的银元，指尖还没碰到，浑浊的老泪已经像断了线的珠子，大颗大颗地砸在冰冷的泥土里，砸在那些无辜的、脆弱的麦苗上。

与此同时，在城西南角的王家祠堂前，另一场更为冷酷的“清算”也在上演。王举人王秉钧一身崭新的宝蓝团花绸长袍，外罩一件玄色贡缎马褂，山羊胡子梳理得一丝不乱。他并未亲自下场，而是搬了把太师椅，四平八稳地坐在祠堂那高大威严、绘着麒麟流云的黑漆大门前的石阶上，手里捧着一个精巧的紫砂手炉，悠然自得地晒着深秋午后那点带着寒意的太阳。他身边垂手侍立着几个族人，个个神情肃穆。

台阶下，则跪着几户曾经在农民暴动中冲进王家、分过他仓里粮食的贫苦佃农。几个穿着灰布短褂、戴着红箍的保安团兵丁，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如同门神般杵在两侧，目光如同冰冷的铁锥。

王举人眼皮耷拉着，慢悠悠地啜了一口旁边小厮奉上的热茶，用那唱戏般的拖腔开了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祠堂前的空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古来如此，王法亦是如此。”他放下茶盏，目光冷冷地扫过下面跪着的人头，“前几年荒时暴月，老夫体恤民艰，你们欠下的租谷、利钱，一笔一笔，可都记在账房那蝇头小楷的账本上呢！如今太平了，这账，该清一清了！”

他话音未落，旁边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立刻捧着厚厚一叠账簿，朗声念了起来：“李二狗，壬申年借稻谷两石，利滚利，至今折合大洋五块三角七分！赵铁柱，癸酉年欠租谷一石八斗，折大洋四块五角！周三牛……” 那一个个名字，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像一把把钝刀子，割在跪着的人们心上。

“念！”王举人冷冷地命令。管家念得更大声了。

“不是……不是免了吗？红军……”跪在前排的一个汉子忍不住抬头，刚嗫嚅了一句。

“红军？”王举人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猛地一拍太师椅扶手，霍然站起，手指几乎戳到那汉子的鼻尖上，厉声喝道，“休要提那反叛朝廷、祸乱地方的共匪！那是钟魁团长要清剿干净的东西！他们说的话，也能作数？那是造反！是谋逆！他们许给你们的，都是劫掠我良绅的赃物！如今王师已至，拨云见日！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才是亘古不变的铁律！”他的声音尖利刺耳，在祠堂肃穆的房檐下回荡，“拿不出钱？好说！保安团的苦役营，正缺人手挖壕沟、修碉堡！一日三餐，管够！什么时候把欠老夫的本息做苦力抵偿干净了，什么时候再回来！否则……”他重新坐回太师椅，眼神阴冷地扫过众人，“就按通匪论处！钟团长的牢房和枪子儿，可都给你们备着呢！”

一股寒气瞬间笼罩了祠堂前的空地。跪着的人们像被霜打蔫的秋草，把头深深埋进臂弯和尘土里，身体抑制不住地颤抖着。那无形的“苦役营”和黑洞洞的枪口，比任何辱骂鞭打都更令人绝望。

这反攻倒算的浪潮，不仅席卷了钟扒皮、王举人这样的老牌豪绅，更催生了一群面目模糊、手段却同样狠辣的新贵。他们或许原本只是地方上的小混混、讼棍、或者像米店老板吴德贵这样靠着囤积居奇发点小财的商人。在红军时期，他们大多缩着脖子做人，既不积极靠拢，也未必敢明目张胆反对。如今，风势陡然转向，他们嗅到了血腥和利益的味道，立刻像水蛭一样吸附上来，借助保安团的威势，开始肆无忌惮地攫取土地和财富，手段甚至比老地主们更加下作，全无一丝遮羞布的顾忌。

城西那片靠着溪边、土质肥沃的三角田，原本是十几户贫下中农的口粮地，分田时分得清清楚楚。如今，那片田地边缘，却插上了崭新的、写着“吴记”的木牌。吴德贵腆着日渐发福的肚子，穿着不合身的绸衫，在几个保安团兵丁不耐烦的护送下，叉着腰站在田埂上。他唾沫横飞，对着围拢过来、又惊又怒的原主们指指点点：“吵什么吵？嚷什么嚷？这地，老子花钱买下来了！白纸黑字，有契约！”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墨迹似乎还未干透的纸，在众人眼前虚晃一下，立刻又收了回去。

“买？你跟谁买的？我们怎么不知道？”一个黑瘦的汉子梗着脖子质问，他是其中一块地的原主陈阿木。

“跟谁买的？笑话！”吴德贵三角眼一翻，嗤笑道，“自然是跟县府买的！县府说了，乱党分出去的地，本来就不作数！县府有权收回来，重新发卖！这叫……叫什么来着？”他故意顿了顿，看向旁边一个兵丁。那兵丁抱着枪，懒洋洋地接口：“清理逆产！”

“对！清理逆产！”吴德贵得了提示，嗓门更高了，“老子规规矩矩交了钱，办了手续！那就是我吴德贵的产业！以后这片地，我说了算！至于你们，”他轻蔑地扫视着这群衣衫褴褛、满面怒容却敢怒不敢言的农民，如同看着一群蝼蚁，“识相的，赶紧滚！以后想来佃种，也得看老子心情！”

“可……可我们的地契……”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婆颤巍巍地拿出那张盖着苏维埃红印的纸。

“呸！”吴德贵一口浓痰吐在地上，正好落在老婆婆的脚前，“什么狗屁地契！擦屁股纸！再敢拿出来招摇，老子告你们通匪！送你们去保安团尝尝鞭子的滋味！滚！都给我滚！”他恶狠狠地挥手，如同驱赶苍蝇。

几个兵丁配合地往前踏了一步，枪托有意无意地向前顶了顶。那冰冷的威胁如同实质。围着的农民们，看着吴德贵那张小人得志的脸，又看看兵丁腰间挂着的短棍和刺刀，愤怒的火焰在眼中燃烧，身体却像被冻僵般无法动弹。最终，在那无声的暴力压迫下，几个年轻气盛的，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流出血来；几个年纪大的，则默默地低下头，浑浊的泪水无声滑落，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三回头地看着那片曾经被他们视为希望、如今却被蛮横夺走的土地，步履蹒跚地离开。那新插下的“吴记”木牌，在深秋的风里，像一个狰狞的墓碑。

济仁堂高高的柜台后，傅鉴飞枯坐着，如同嵌在榉木圈椅里的一截老树根。他手里没有捣药，铜杵和药臼静静地搁在一边。铺子里弥漫的当归、熟地、黄芪混合的浓郁药气，此刻闻在他鼻子里，却充满了另一种令人窒息的、无形的血腥和腐土味道——那是山外正在发生的一切，透过城墙，透过紧闭的铺门缝隙，丝丝缕缕、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来。

董敬禄刚把店门外张贴的那张墨迹淋漓、新出炉的保安团“剿匪安民”告示仔仔细细地刷上第三遍浆糊，按得平平整整。他推门进来，带进一股深秋的冷风和告示上未干浆糊的湿气。小伙计脸色发白，搓着冻得有些发红的手，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凑到傅鉴飞身边，压得极低：“师傅……外面……外面都在传……说……”他紧张地吞咽了一下口水，仿佛那话烫嘴，“说是……说是抓到两个想溜进山送盐巴的猎户，是……是东门外的老丁头和他侄子……被保安团吊在西门外的老樟树上……活活打死了……说他们是通匪……”

傅鉴飞的眼皮猛地一跳，搁在膝盖上的手瞬间攥紧，指节捏得发白，发出轻微的“咯吱”声。他眼前仿佛闪过两张模糊却熟悉的面孔——东门外那个沉默寡言、眼神却像鹰一样锐利的老丁头，还有他那才十七八岁、笑起来有些腼腆的侄子。他记得就在两个月前，老丁头还带着侄子来抓过跌打药，那年轻人手臂被山猪獠牙挑开一道口子，傅鉴飞亲手给他敷了药粉，用干净布条裹好。那年轻人龇牙咧嘴地忍着疼，还憨憨地冲他笑……

“还有……”董敬禄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带着哭腔，“镇东头……开油坊的何老七……就因为在酒馆里念叨了一句……说钟魁手下的兵抢了他铺子里十几斤桐油……结果……结果当天夜里……他家的油坊就……就被人一把火点了……烧得……烧得只剩几根焦炭柱子……何老七和婆娘没跑出来……都……都……”

董敬禄说不下去了，肩膀抑制不住地耸动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用力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傅鉴飞猛地闭上了眼睛。一股冰冷的寒气顺着脊椎骨直冲头顶，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冻结了。他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不得不将手紧紧撑在冰凉的柜台面上，才勉强稳住身体。铺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董敬禄压抑的抽泣声，如同细小的锯齿，切割着这令人窒息的空气。

良久，傅鉴飞才缓缓睁开眼。那双曾经温和、透着医者悲悯的眼睛，此刻深陷在眼窝里，布满了蛛网般的红血丝，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疲惫和一种近乎麻木的沉痛。他没有看董敬禄，视线仿佛穿透了厚重的乌木柜台，穿透了脚下的青砖地，落到了某个遥远而黑暗的虚空。他开口，声音干涩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朽木：

“敬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