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反应各异的大明儒家士大夫（2/2）
“只要日后，能继续以此心为国，以此身为民，是否被先贤承认为儒家子弟，又何妨？”
而后，于谦收回望向天幕的目光。
他的道，不在口舌之争，不在名分之辩，而在脚下的土地，身后的城池，和那万千黎民百姓的安危。
这份坦然，源于他对自身信念的坚守，超越了对学派归属的执着。
......
万历年间，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听到天幕儒家先贤传来的声音，随即放下笔，端正坐姿，如同面对一位极其严厉的师长，肃然聆听。
听完之后，海瑞久久不语。
他那以刚直、不近人情着称的脸上，没有流露出被“误伤”的委屈，也没有急于撇清关系的激动。有的，是一种深沉的、带着痛楚的认同。
海瑞一生，见的“假道学”太多了。
那些读圣贤书、谈性命理的官员，有多少在盘剥百姓时毫不手软？
有多少在逢迎上官时卑躬屈膝？
他们用经义装饰门庭，用道德作为攻击异己的武器，何曾真正将“仁爱”、“民本”放在心上？
“先贤明鉴。”
海瑞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坚定：
“当今之世，衮衮诸公，能配得上‘儒者’二字者，寥寥无几。多是借圣贤之言，行虎狼之事的禄蠹！”
海瑞甚至将自己也置于这审视之下：
“瑞，性情戆直，行事或有偏激，离‘中庸’之道甚远，更不敢以‘君子’自居，岂敢妄称孔孟荀之传人？”
这一刻，海瑞回想起自己备棺上书，痛陈嘉靖皇帝怠政之弊；想起在任上打击豪强，推行一条鞭法，触怒无数权贵；想起自家生活的清贫，母寿之日方能市肉二斤......
这一切，并非为了博取一个“儒家学说道统传人”的美名，而是源于一个读书人最朴素的良知——见不得百姓受苦，容不下世间不公。
“名号与否，无关紧要。”
海瑞的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起来，他拿起笔，继续批阅起为平民伸冤的文书。
“重要的是，吾辈是否在做该做之事。”
“为国，便是忠；为民，便是仁。若能以此心行事，纵被天下人目为异类，被先贤斥为门外之人，海瑞，亦无所憾！”
海瑞的坦然，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纯粹。儒家的精神内核，早已融入他的血脉，化为行动，而不必非要顶着一个“儒家学说正统传人”的头衔。
为国为民，就是他海瑞的“道”，这“道”简单、直接，却力重千钧。
......
嘉靖时期，已历龙场之悟、平定宁王之乱、历经官海沉浮的王守仁，看到天幕显现的儒家先贤之音跨越时空而至。
其中孔子的悲怆、孟子的凛冽、荀子的冷嘲，如同巨石投入深潭，足以在天下士人心中掀起惊涛。
然而，波纹荡至王阳明心间，却只是化作了一圈淡淡的涟漪，随即复归于一种深沉的宁静与了然。
对于孔子“此非吾之儒家”的痛心疾首，王阳明并不意外。
他一生所见，早已看透了后世儒林之积弊。
那些皓首穷经之徒，将圣贤之言视为猎取功名的阶梯，于“仕优则学，学优则仕”中，只剩下了“仕优”，而忘了“学”之本意。
他们高谈“格物致知”，却未曾格得半分真理；他们空论“治国平天下”，却连身边百姓疾苦都视而不见，只知揣摩上意，结党营私。
“知行分离，此乃如今儒门大病。”
王阳明轻声自语，仿佛在与天幕先贤对话：
“朱子之学，教人‘即物穷理’，然天下物何其多？理在何处？”
“若心不明，纵读尽天下之书，格尽天下之物，亦不过是义袭而取，终非己有。此等‘儒’，岂能不失先贤本心？”
正是深刻认识到程朱理学在流传中逐渐僵化、外在化，与个体生命脱节，乃至催生出大量“口诵尧舜之言，身行桀纣之事”的伪君子，他才在龙场那困顿绝望之地，豁然悟得“心即理”、“知行合一”之旨。
他所开创的心学，本就是对着那日渐空洞化、形式化的官方儒学的一次深刻反拨与内在革新。
对他而言，是否被先贤承认为那个已然异化了的“儒家道统”的传人，早已不是核心的关切。
面对孟子“此辈非我门徒”的划清界限，王阳明心中更是波澜不惊。
孟子道性善，养浩然之气，其精神内核在于激发人内在的道德主体性。
而他的心学，正是将这种主体性推向了极致。
“尔等不以先贤为然，先贤又何须以尔等为徒？”
王阳明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带着傲岸的笑意：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吾亦云：‘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个个人心有仲尼’。”
在他的体系中，真理与道德的标准，并非完全外在于人心的经典教条或权威认定，而是内在于每一个人的“良知”。
这良知，是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真己”。
“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
这是他早已宣示过的立场，甚至连孔子之言都需经过本心良知的检验。
那么，孔子、孟子、荀子是否承认他为传人，又岂能动摇他基于自身体悟所建立的信念？
他的道统，不在遥远的春秋，而在每一个人的方寸之间，在那“知善知恶”的良知之上。
至于荀子“小人之家”的尖锐批判，王阳明更能体会其背后的沉痛。
荀子言性恶，强调化性起伪，重视礼法师教。
而他虽主性善（良知），但也深知后天习染、私欲遮蔽的可怕，故而极力倡导“致良知”、“事上磨练”，以克去私欲，复那心之本体。
“荀卿恶其伪，吾亦痛其伪。”
王阳明喟叹：
“然矫枉之道，非仅靠外在礼法约束可成。若心体不明，则礼法亦可成为作伪之工具。唯有发明本心，致其良知，使是非善恶昭然明辨，方能由内而外，真为君子。”
他的一生，便是这“致良知”的实践。
无论是龙场困厄中的顿悟，还是南赣剿匪时的教化，或是平定宁王时的沉着，无不是在此心良知指引下的“知行合一”。
他追求的，不是符合某个外在的“儒家”标准，而是无愧于己心，有益于家国天下。
“诸先贤有诸先贤之道，吾有吾之道。”
王阳明心中一片坦然：
“道，一而已。其流虽万殊，其源皆在于此心之良知。”
“孔孟求诸心，吾亦求诸心；荀卿化性起伪，吾亦在事上磨练以克己复礼。路径或有不同，所求之‘诚’，所向之‘善’，其揆一也。”
“是否为彼等所承认之‘传人’，于我何加焉？”
王阳明淡然一笑，那笑容中充满了对自己所悟之道的自信与笃定：
“吾之道，在‘致良知’，在‘知行合一’，在‘亲民’而‘止于至善’。此道，源自吾心，证于吾行，利及百姓，便足矣。”
对于王阳明而言，他已然跳出了传统儒家道统传承的窠臼，走上的，是一条直指本心、强调主体性与实践性的全新道路。
这条路上，他不需要任何先贤的“加冕”。
因为他坚信——“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此心光明，夫复何求？自有明月照山河，这便是王阳明的从容与决绝。
而后，王阳明不再理会那场因名分而起的纷扰，转身回到书案前，继续为门人弟子撰写书信，阐述他的心学精义。
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将这份“向内求理”、“知行合一”的智慧传播开去，唤醒更多人内心的良知，以对治那弥漫于世的虚伪与庸碌。
至于门户之见，道统之争，不过是“心中贼”之一种，早该被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