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古代法律的公正性（1/2）

古代人贩子是否合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古代人贩子的合法性，答案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用“合法”或“不合法”来概括，而是 “在某些情况下合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法，但执法严苛程度因时代和受害者身份而异”。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法律原则上一直禁止掠卖良民（拥有平民身份的人）为奴。但是，存在着一个合法且被制度化的“人口买卖”灰色地带。

以下是从合法与非法的角度进行的详细分析：

一、非法的“人贩子”：掠卖良人

这是最符合我们今天理解的“人贩子”概念的行为，即通过绑架、诱骗等方式，将自由民（良人）变为奴隶或贱民进行贩卖。这种行为在历代法律中都是重罪。

· 唐代：《唐律疏议》规定：

· 略人略卖人（绑架和拐卖人口）：将良人拐卖为奴婢者，处绞刑。

· 略卖其亲以下卑幼（拐卖亲属）：即使是拐卖自己的子孙或晚辈为奴，也要徒三年。如果拐卖的是更近的亲属，罪加一等。

· 这表明唐朝法律对拐卖行为的打击非常严厉，且保护宗法家族关系。

· 明代：《大明律》规定：

· 设方略而诱取良人及掠卖良人为奴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

· 如果被拐卖者是良人亲属，处罚更重。

· 为奴者，绞。

· 清代：《大清律例》基本沿袭明律，但对拐卖妇人、儿童的行为有特别加重处罚的条例。例如，乾隆年间规定，“凡诱拐妇人、子女，为首者，拟绞监候”。

核心思想：法律保护的是“良民

”身份和宗法制度。将一个良民变为奴隶，是对国家户籍制度和儒家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因此必须严惩。

二、合法的“人口买卖”：制度下的灰色地带

尽管掠卖良民非法，但在古代社会中，确实存在几种在法律框架内被允许或默许的“人口交易”形式。

1. 债务奴隶：贫民因无法偿还债务，将自己或子女卖与债主为奴仆。这在法律上被称为“和卖”或“和雇”，即双方“自愿”的交易。法律虽然有时会限制（如禁止逼良为贱），但现实中普遍存在。

2. 官奴\/官婢的来源：官府的奴隶（官奴）有几个合法来源：

· 罪犯家属：触犯重罪（如谋反）的罪犯，其家属被籍没为官奴，是合法的。

· 战俘：在战争中俘获的敌方人口，常被充作奴隶。

· 被官府认可的“市场”：官府有时也会从市场上购买奴隶，这些奴隶的来源虽然很多是非法掠卖，但经过“市场”这一环节，某种程度上被制度“洗白”了。

3. “典妻”与“雇工”：

· 典妻：贫苦丈夫将妻子“典当”给他人，为其生子，以换取钱财。这是一种极端残酷但曾在某些时期和地区（如宋元明清）被民间习俗和法律默许的人口使用权交易。

· 雇工：签订契约，长期或短期出卖劳动力。长工在法律上的地位接近奴仆。

4. 家生奴：奴隶所生的子女，自然继承其父母的奴隶身份，这是完全合法的。

总结与反映的社会现实

1. 法律与实践的鸿沟：尽管法律条文严厉，但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执法力度有限。地方豪强、有权势者从事非法拐卖，往往能够逍遥法外。而贫困、战乱和饥荒则为人口贩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供应方”。

2. 身份社会的本质：古代社会是一个严格的身份等级社会（良贱有别）。法律的核心是维护这种秩序。拐卖一个“良民”之所以是重罪，是因为它破坏了秩序；而将一个本来就低贱的人转卖，或者通过“合法”手续将良民变为贱民，则不被视为同等严重的罪行。

3. 女性的悲惨命运：在古代男权社会中，女性常被视为家族财产。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尤其是女性，大多被卖入富户为婢、为妾，或沦入妓院。她们的命运最为悲惨，且难以得到法律的真正保护。

4. 与现代的区别：现代法律基于“人人生而平等”和“人格权”的观念，禁止一切形式的买卖人口。而古代法律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它禁止的是“非法改变身份”的行为，而非人口买卖本身。

结论：

一个专门从事绑架、诱骗自由民并将其贩卖的人贩子，在古代法律上是绝对的罪犯，一旦被抓，面临的是极刑。然而，在一个允许债务奴隶、官奴和家生奴存在的社会中，人口作为一种“商品”在特定规则下进行交易，又是被制度所容忍的。因此，古代的人贩子是在法律的边缘和夹缝中活动，其“合法性”完全取决于他买卖的是“谁”，以及通过“何种方式”。

古代的冤案的普通数量占比？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它触及了中国古代司法和历史研究的核心难题。

直接给出一个确切的“数量占比”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古代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整的司法统计数据。绝大多数冤案，尤其是平民百姓的，就如同沉入大海的石子，根本不会被记录在案。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史料和司法制度，来推断其 “普遍程度” 和 “性质” 。结论是：虽然无法量化，但冤案的发生是系统性的，其数量绝非少数，对于底层民众而言，蒙冤的风险极高。

以下是从不同层面进行的分析：

1. 为什么无法统计具体数量？

· 史料记录的偏见：正史（二十四史）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能被记录的冤案，通常是涉及高官、名臣、重大政治斗争的案件（如岳飞、于谦案）。这些是“顶级冤案”，数量虽少，但影响巨大。

· “沉默的大多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冤屈很少被详细记录。地方官处理的成千上万个案件中，有多少是冤案？这些数据早已湮没在历史中。

· 定义模糊：古代的“冤案”和我们今天法律意义上的“错案”标准不完全相同。许多按照当时法律程序判决的案件，以今天的眼光看就是冤案（如屈打成招）。

2. 评估其普遍性的框架

尽管没有具体数字，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来感受其普遍性：

a. 制度性根源（系统性地制造冤案）

1. 刑讯逼供的合法化：这是最大的冤案之源。古代法律体系允许对嫌疑人用刑（如笞、杖、夹棍等），目的是获取被视为“证据之王”的口供。“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得不到的口供。无数无辜者因无法忍受痛苦而自诬认罪。

2. 官员的考核与“政绩”观：地方官（州县官）集侦查、起诉、审判于一身，同时还要处理地方行政事务。他们面临巨大的破案压力，尤其是命案等重大案件。“狱贵出情”，要求他们快速破案。在这种压力下，为了保住乌纱帽，草率定案、找人顶罪就成了捷径。

3. “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一旦被指控，嫌疑人首先就被假定为有罪，需要自己来证明清白。这与现代的“无罪推定”原则完全相反。

4. 诉讼成本与“讼棍”污名化：打官司对于平民

来说成本极高，不仅要支付状纸、衙役等费用，还可能被衙役层层盘剥。同时，国家为了“息讼”，在道德上贬低诉讼行为，将帮人写状纸、打官司的“讼师”污名化为“讼棍”，这使得平民寻求法律帮助困难重重。

b. 一个合理的推测模型：司法金字塔

我们可以用一个金字塔模型来想象：

· 塔基（海量基层案件）：绝大多数民间纠纷（田土、钱债、婚姻等）和轻微刑事案件在州县一级就审理完结了。由于官员能力参差不齐、胥吏腐败、刑讯滥用，这里的冤案比例很可能是最高的。但由于不被记录，我们无从得知具体数字，但可以推测其绝对数量巨大。

· 塔身（上诉或复审案件）：部分案件会上诉到府、省。到了这个层级，官员水平更高，审理也更谨慎，冤案被纠正的几率增加，但同时，政治干预也开始出现。

· 塔尖（中央朝廷记录的案件）：能进入刑部、大理寺、甚至皇帝视野的，要么是涉及高官的政治案，要么是影响巨大的命案。我们能在史书上看到的，几乎全是这一层的冤案。它们数量稀少，但影响深远，如同岳飞案。

所以，真实的冤案分布是一个巨大的、黑暗的塔基，支撑着一个可见的、闪耀的塔尖。

3. 从文学和民间文化看普遍性

文学是社会的镜子。中国古代公案小说、戏曲的盛行，恰恰反衬了现实中冤案的普遍和民众对“青天”的渴望。

· 《窦娥冤》：关汉卿的名作，直接描写了一个底层妇女被冤枉毒杀他人而被处死的完整过程。它之所以能引起千古共鸣，正是因为它反映了人民对司法黑暗的集体恐惧和对公平的深切呼唤。

· 包拯、海瑞、狄仁杰等“青天”形象：这些清官文化

的流行，恰恰说明普通的、腐败的、昏聩的官员是常态，以至于一个秉公执法的官员就值得被神话和世代传颂。

结论

古代冤案无法用具体占比来衡量，但它绝不是一个低概率的偶然事件，而是由司法制度、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所共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对于古代一个普通百姓而言，一旦被卷入官司，尤其是刑事案件，他\/她蒙受冤屈的风险概率是相当高的。这个“概率”虽然无法用百分比表示，但可以通过当时人们“厌讼”、“惧讼”的普遍心态，以及“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民间谚语中清晰地感受到。

可以说，冤案是古代人治社会和专制王朝的痼疾，是悬在每一个平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古代打板子可不可以用来家教，杖刑可以由父母对子女私自使用？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它触及了中国古代法律、伦理和社会生活的核心。

简单来说，答案是：理论上，父母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对子女进行责打，作为家庭教育的一部分；但严格来说，私自使用“杖刑”这种正式的刑罚工具和名目，是不被允许的，并且如果责打导致严重伤害或死亡，父母同样要受到法律制裁。

下面我们从几个层面来详细解释这种复杂的关系：

一、 伦理与法律的授权：“父为子纲”与管教权

1. 宗法社会的基石：古代中国是宗法社会，建立在“父为子纲”的儒家伦理之上。父亲是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对子女拥有广泛的管教权。《礼记》中记载：“父母怒，不说（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这从伦理上赋予了父母责打子女的权力，甚至要求子女逆来顺受。

2. 法律的支持：国家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和维护这种父权。例如：

· “不孝”为重罪：子女对父母的忤逆、不赡养等行为，被列为“十恶”重罪之一。为了惩治“不孝”，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权自然被默许

。

· “非公室告”：在秦律和后世法律精神中，有“非公室告”的概念。意思是，父母控告子女盗窃自己的财产，或子女伤害了自己，官府不予受理（因为家庭内部事务，父母可自行处置）。这从侧面承认了父母在家庭内部的司法权。

因此，用竹板、戒尺等工具对子女进行体罚，在古代家庭中是普遍存在且被社会观念所接受的。“家法伺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说法。

二、 法律的限制：“杖刑”的公权力与对父权的制约

然而，父母的权力并非无边无际。国家法律在授权的同时，也设定了明确的红线，以防止父权滥用，挑战国家的司法垄断。

1. “杖刑”是官方的刑罚：“杖刑”是“笞、杖、徒、流、死”五刑之一，是国家刑罚体系的组成部分，必须由官府来执行。它代表着公权力。任何私人，包括父母，都无权私自对人施加国家规定的正式刑罚。如果一个父亲对儿子说“我现在对你执行杖刑八十”，这在法理上是僭越和不合法的。

2. 禁止“非理殴杀”：这是最关键的法律限制。历朝历代的法律都明确规定，父母 “非理” 地将子女殴打致死或致残，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 《唐律疏议》 规定：“若子孙违反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以刃杀者，徒二年；故杀者，各加一等。”

·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 规定得更详细：“其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理殴杀者，杖一百；故杀者，杖六十，徒一年。”

· 关键词是“非理”：如果子女确实犯了错，父母在“管教”过程中失手打死，刑罚相对较轻（如杖一百）。但如果子女没有过错，父母无故“故杀”，则刑罚更重。

三、 实践中的巨大灰色地带

尽管法律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巨大的灰色地带：

· “理”与“非理”的界定模糊：什么是“违反教

令”，什么是“非理”，解释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父母和宗族手中。只要子女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不孝”或“违反教令”，父母的责打就很容易被认定为“有理”。

· “民不举，官不究”：家庭内部事务，只要没有闹出人命或严重伤残，官府通常不会主动干预。邻居和保甲也大多持“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

· 宗族的作用：在地方层面，很多家族有自己的“家法”、“族规”。对于违反族规的子弟，宗族可以自行“杖责”。这种宗族层面的“私刑”在某种程度上被官府默许，成为国家司法体系的延伸和补充。一个着名的例子是《红楼梦》中，贾宝玉被父亲贾政“笞挞”，虽然打得半死，但从伦理和法律上看，都被视为父亲在行使正当的管教权。

总结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1. 家庭教育 vs. 国家刑罚：父母用板子、藤条等进行体罚家教，是普遍且被默许的社会实践。但私自使用杖刑这一国家刑罚名目和刑具，在法理上是不被允许的。

2. 权力与限制并存：法律在赋予父母管教权的同时，也设定了“不得致死致残”的红线，以保护最基本的人伦（防止任意杀子）和国家的司法垄断。

3. 实践重于条文：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取证困难、观念保守和官府的消极态度，除非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死亡），子女几乎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反抗父母的体罚。父母的管教权远大于子女的生命健康权。

因此，古代的父母可以也确实常用打板子的方式进行家教，但这是一种源于伦理和习俗的 “私罚” ，而非执行国家 “公刑” 。它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其尺度完全取决于父母的理智与家庭的温情，而非法条的精确规定。

古代的二十杖，四十杖，六十杖，八十杖的不同威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触及了中国古代刑罚中一个既精确又模糊的核心：杖刑的威力不仅仅取决于数量，更取决于一系列人为

和制度性因素。

简单来说，二十、四十、六十、八十杖的差异，不是简单的疼痛叠加，而是从“皮肉之苦”到“伤残之刑”甚至“死亡之刑”的质变。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这种“威力”的差异：

一、核心变量：决定威力的关键因素

在了解具体数目之前，必须先明白，一杖的威力由以下因素决定：

1. 刑具本身：

· 大杖 vs. 小杖：法律对刑杖的尺寸、重量有规定，但执行中常有出入。用又厚又重的大杖还是相对轻细的小杖，效果天差地别。

· 干杖 vs. 湿杖：干燥的竹杖或木杖坚硬，容易造成内伤。有时行刑者会用水浸泡，增加其韧性和重量，打下去不仅疼，而且会造成大面积瘀伤和内伤。

· 带刺或带结的杖：非法的刑具，能直接撕扯皮肉。

2. 行刑者（刽子手\/衙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