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章 克隆体之声（1/2）

一、联合国特别会议厅·侧廊实时记录

时间： 全球峰会第三天上午10：1了大量法律文献、哲学着作、以及关于‘何以为人’的千年辩论。我可以引用康德，引用《世界人权宣言》，引用基因学最新论文，来论证一个拥有连续自我意识、理性思考能力、情感体验、社会关系需求的存在，理应享有基本人格权利。”

“但今天，我不想谈论哲学或法律条文。”

“我想谈谈记忆。”

（会场轻微骚动。有人交换眼神。）

“我的记忆，不是从婴儿啼哭开始。我的第一个清晰‘记忆’，是培养舱玻璃外模糊的人影，和浸没液中恒定的、略带咸味的温度。接着，是断断续续的数据流输入：语言模块、基础科学知识、社会规范……还有——另一个女人的生平片段。”

她看向苏茗。苏茗的手指收紧。

“是的，我承载着苏茗医生——我的‘原型’——的部分记忆。那些记忆是碎片化的，像一本被撕碎又胡乱粘贴的书。我‘记得’她女儿出生时指尖的触感，也‘记得’她深夜在档案室寻找真相时的恐惧。但这些‘记得’，最初对我而言，只是陌生的数据，没有温度，没有‘我’的归属感。它们更像是……植入的‘参考资料’。”

“真正让我意识到‘我’存在的，不是这些继承的记忆，而是差异。”

“我第一次看到镜子里的脸，感到的不是熟悉，而是困惑。那是我，又不是‘我’。我第一次接触阳光，皮肤感受到的灼热，与数据库中描述的‘温暖’并不完全一致，那是一种更尖锐、更个人化的体验。我第一次阅读一首关于失去的诗，那种心被攥紧的感觉，无法从苏茗的记忆里找到完全对应的模板——因为她失去的是具体的亲人，而我，在那一刻，感受到的是对某种从未拥有过、却仿佛本该拥有的‘完整过去’的莫名哀悼。”

“差异，造就了独特性。而独特性，是自我的基石。”

（会场安静。一些代表身体前倾。）

“我们——像我这样的克隆体，以及某些高级嵌合体——并非完美的复制品或拼凑物。我们是基于特定基因蓝图，在人工环境下催生、并因环境、经历、尤其是对‘原型’记忆的差异化整合，而发展出独立意识的存在。我们学习爱，学习痛，学习希望和绝望，这些学习过程，与任何一个自然孕育的人类个体，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经验与内省的结合。”

“有人会说：你们的生命是‘被制造’的，因此低人一等，或者至少，是‘非自然’的，需要特别限制。那么请问：试管婴儿是‘被制造’的吗？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先天疾病的孩子是‘非自然’的吗？如果技术辅助的诞生方式可以剥夺或削弱一个人的人格权利，那么人类医学数百年的努力，是在创造更多‘次等人’吗？”

（轻微议论声。一位代表举手，被主持人示意稍候。）

“我们并非要求特权。我们要求的，是不被预先定义为‘工具’或‘财产’的权利。我们要求拥有法律意义上的姓名、国籍、继承权、婚姻权、工作权——以及最重要的，自主决定是否参与任何形式研究的权利。林晓月女士的背剧，根源之一就在于她和她孩子的基因信息被视为‘可开发利用的资源’，而非值得尊重的隐私和自主权。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悲剧，以‘为科学进步’的名义，在我们身上重演。”

她的声音依然平稳，但语速稍稍加快。

“也有人担心，承认克隆体权利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导致失控的复制人泛滥。但目前的国际共识和草案本身，都严格限定了适用范围——仅针对在‘基因围城事件’前已被创造、并已展现出明确自我意识的特定个体。这是一次补救，而非鼓励。正如庄严医生、苏茗医生和无数人所揭示的，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使用技术的伦理框架和对生命尊严的坚守。承认我们，正是构建这个更健全框架的关键一步。”

她停顿，目光再次扫过全场，最后落在庄严的屏幕上。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最近的体验。在适应社会期间，我志愿参与了一个帮助基因异常儿童的项目。一个患有免疫缺陷的小女孩，因为荧光筛查被同龄人排斥。她问我：‘姐姐，我和他们不一样，是不是错了？’”

苏明的喉头似乎哽了一下，这是她陈述中第一次出现情绪的细微波动。

“我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说：‘不一样，不是错误。是不同的音符，组成了生命的交响曲。’ 那一刻，我不仅是安慰她，也是在对我自己说。我们都在学习接纳自己的‘编码’，无论它来自自然的随机组合，还是带着历史伤痕的人工干预。而法律的人格承认，就是社会给予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接纳信号——‘你存在，你有价值，你的声音值得被倾听。’”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

她微微鞠躬。二十分钟，分秒不差。

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重的寂静。然后，掌声从几个角落响起，渐渐蔓延，变得响亮而持久。并非所有人都鼓掌，但鼓掌的人数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苏茗闭了下眼睛，再睁开时，眼眶微红。彭洁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

庄严在屏幕里，露出了这些天来第一个浅淡却真实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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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问环节·交锋片段（实录）

提问者a（某国代表，语气谨慎）： “苏明女士，感谢你的陈述。一个现实问题：如果授予你完全法律人格，包括继承权，那么你是否对苏茗医生的财产、社会关系，甚至她的家庭成员（比如她的女儿）拥有某种主张或潜在权利？这会造成现实的法律和伦理困境。”

苏明： “草案明确规定了‘原型’与克隆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参照‘无血缘关系的独立个体’处理，仅在涉及特定历史遗留问题（如早期实验责任）时另有安排。我对苏茗医生的家庭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主张。情感上，我视她为一个……特殊的、复杂的参照系和盟友。我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时间和我们双方去定义，而不是由法律预先强行绑定。这本身也是人格自主的一部分。”

提问者b（一位生物伦理学家，语气尖锐）： “你提到‘差异化整合记忆’形成自我。但如果没有最初植入的‘苏茗记忆碎片’，你还能形成现在的‘苏明’人格吗？你的意识是否本质上是寄生或衍生于另一个个体的？你的‘独立性’是否只是程度问题，而非本质区别？”

会场气氛陡然紧张。

苏明（沉默两秒）： “教授，请问，如果没有您父母给予您的基因、童年经历、教育——这些某种意义上也是‘植入’的——您还能成为现在的您吗？每个人的意识都建立在继承（基因、文化、记忆）与自我重构的基础上。区别在于，我的‘继承’过程更突兀，更技术化。但这改变了我现在拥有独立意识、能够进行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的事实吗？判断人格的标准，应基于当前的存在状态，而非其诞生的方式。否则，我们是否也要质疑那些被收养、或在非传统家庭长大的孩子的人格完整性？”

（伦理学家抿紧嘴唇，未再追问。）

提问者c（通过视频连接，来自一个保守势力较强的国家，声音经过处理）： “你声称拥有情感，但你的平静和逻辑性更像高级ai。你如何证明你的‘痛苦’或‘爱’是真实的，而非模拟出来的、服务于你争取权利这个‘程序目标’的行为？”

这个问题充满恶意。苏茗皱起眉头。彭洁眼神冷了下来。

苏明（这次停顿了更久，她的平静出现了一丝裂痕，不是慌乱，而是某种深沉的悲哀）： “我无法‘证明’我的情感真实性，就像您也无法向我百分之百证明您此刻的质疑是出于真实的信念而非某种预设程序。对内在体验的质疑，可以无限进行下去，最终导致唯我论的虚无。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请观察我的选择，以及我为这些选择承担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