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议会的较量（2/2）

“尊敬的观察员阁下，诸位同僚。”他的声音平静，但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未经磨损的锐气，“科尔霍宁议员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效忠，该是怎样的效忠？是无条件的服从，还是有限的忠诚？是放弃自我的归顺，还是保持尊严的追随？”

他从讲台上拿起那份法案草案，翻到第一条：“法案要求我们承认皇帝权力‘高于一切芬兰法律’。我想请教法律专家：如果皇帝权力高于一切芬兰法律，那么当皇帝的命令与芬兰宪法冲突时，我们该服从哪个？如果皇帝的命令违反了芬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我们该执行还是抵制？”

他转向伊格纳季耶夫：“伊格纳季耶夫议员，您能回答吗？”

伊格纳季耶夫张了张嘴，没说出话。这是一个陷阱题——如果回答“服从皇帝”，等于承认皇帝可以违宪；如果回答“服从宪法”，等于否认皇帝的最高权力。

曼纳海姆没有等他回答，继续说：“所以，我提议修正。”他举起自己的修正案草案，“在‘高于一切芬兰法律’后面，加上‘但行使此项权力时，应尊重芬兰宪法传统及基本权利’。这不是限制皇权，是明确皇权的行使方式——皇帝陛下是明君，不会违宪，那么加上这条，只是陈述事实，有什么不可以呢？”

他翻到第三条：“皇帝否决权条款，我提议加入‘需书面说明理由，并给予芬兰议会复议机会’。这不是挑战皇权，是完善程序——皇帝陛下的决定必然有理有据，那么说明理由，让议会理解，让人民信服，不是更好吗？”

他又翻到其他条款，一一提出修正：官员宣誓效忠的对象明确为“作为芬兰大公的皇帝陛下”；芬兰法律与帝国法律的冲突解决，应建立协商机制；效忠宣誓不应违背公民的良心自由……

每一条修正，都像在铁板上凿孔，试图在密不透风的控制中，凿出一点透气的缝隙。大厅里安静地听着，只有曼纳海姆的声音在拱顶下回荡，清晰，坚定，像春天融雪时冰裂的声音，细小，但预示着某种不可阻挡的变化。

“最后，”曼纳海姆放下草案，目光扫过全场，在每一个议员脸上停留一瞬，“我想讲一个小故事。我祖父是律师，在维堡执业。他曾经代理过一个案子：一个农民被地主欺压，地主要他签一份契约，放弃祖传土地的所有权，只保留耕种权。我祖父对农民说：如果你签了，土地就不再是你的，你只是在为别人种地。农民问：那怎么办？我祖父说：你可以签，但要加上条件——你要保留在歉收时减免地租的权利，保留在土地被卖时优先购买的权利，保留在契约期满后重新谈判的权利。农民照做了，地主起初不同意，但农民坚持。最后契约签了，加了那些条件。三年后歉收，农民依据条款减免了地租，活了下来。五年后地主破产卖地，农民优先买回，土地回到了家族手中。”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但更清晰：“现在，我们面前也有一份契约。它要我们放弃一些东西，换取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签，但必须加上条件。不是为了对抗，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分裂，是为了长久。芬兰人懂得感恩，也懂得保护自己。效忠，应该是双向的——我们效忠皇帝，皇帝保护我们的权利。这样的效忠，才能长久，才能稳固，才能……真正赢得人心。”

说完，他鞠躬下台。没有掌声，但全场一片寂静，那种寂静比掌声更有力量。旁听席上，几个老学者在擦眼镜，年轻学生在点头。实业派席位，议员们坐直了身体，眼里有了光。连亲俄派那边，也有几个人在沉思。

观察席上，俄国副官的脸色很难看。他快速写了张纸条，交给随从，随从匆匆离开大厅。曼纳海姆知道，纸条是送给博布里科夫总督的，内容大概是：情况有变，需采取对策。

议长宣布休会一小时，下午继续辩论。人群涌出大厅，在走廊里，在休息室里，激烈讨论。曼纳海姆被记者围住，他谨慎地回答了几个问题，强调修正案是为了“完善法案，避免误解”，然后匆匆离开，和科尔霍宁、几位实业派核心议员进了小会议室。

门一关上，科尔霍宁就抓住曼纳海姆的手臂，老人手指冰凉，但握得很紧：“孩子，你说得好。但太冒险了。俄国人不会接受这些修正的，他们会认为这是挑衅。”

“我知道。”曼纳海姆扶老人坐下，自己也拉了把椅子，“但他们现在骑虎难下。如果我们直接反对法案，他们可以给我们扣上‘不忠’的帽子，强行通过。但我们现在提出的是‘建设性意见’，是为了让法案‘更完善、更可接受’。如果他们断然拒绝，显得蛮横；如果接受，我们就争取到了空间。这是唯一的办法。”

一位来自图尔库的议员担忧地说：“可如果法案通过，即使加了修正条款，本质上还是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力。这是原则的退让。”

“是退让，但不是投降。”曼纳海姆从公文包里拿出宪法汇编，翻到某一页，“看，芬兰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议会通过的法律需大公批准。但在历史上，大公从未否决过议会通过的法律。为什么？因为传统，因为默契，因为尊重。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种传统、这种默契、这种尊重，用文字固定下来，变成法律条文。这样即使法案通过，我们也有依据，有武器，在未来的斗争中，能拿出来用。”

他抬起头，看着围在桌边的议员们，年轻的脸上有着超越年龄的沉重和坚定：“先生们，我们都知道，芬兰的自治正在被侵蚀。特别税，海关监察处，镍钢技术的索取，现在又是效忠法案。他们想一步步剥夺我们的权利，把我们变成纯粹的附庸。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但也不能硬碰硬。我们要战斗，但要用法律战斗，用智慧战斗，在每一个环节争取，在每一处细节坚守。今天我们争取到一条修正，明天就可能争取到两条。今天守住一点空间，明天就可能扩大成一片天地。这很难，很慢，但这是唯一的路。”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传来赫尔辛基港的汽笛声，悠长而遥远，像这个国家沉重而艰难的呼吸。

科尔霍宁最终点头：“你说得对。那我们就按这个策略。下午辩论继续，我们的人轮流发言，每人都提修正，但修正的侧重点不同。法律出身的，谈法理；实业出身的，谈实际影响；教育界的，谈思想自由。我们要让这场辩论，变成芬兰宪政思想的展示，让俄国人看到，芬兰人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

“那表决呢？”有人问，“如果最后还是要表决，我们投什么票？”

所有人都看向曼纳海姆。年轻议员沉默良久，然后说：“如果修正案被接受，我们投赞成票——因为那是我们参与完善后的法案。如果修正案被拒绝，我们投反对票——因为我们不能在没有底线的情况下屈服。但如果……”他顿了顿，“如果对方用非常手段强行通过，我们要记录在案，要公开抗议，要留下历史见证。让后人知道，在这个时刻，有人曾试图抵抗，试图守护。”

会议结束，议员们陆续离开。曼纳海姆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在走廊的窗前停下。窗外，赫尔辛基的街道在六月阳光下闪着光，远处的乌斯佩斯基大教堂金顶辉煌，更远处的港口，货船在波罗的海深蓝色的水面上划出白色的航迹。

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看起来那么平静，那么美好。但在这平静之下，暗流汹涌。一场关于效忠、关于尊严、关于未来的较量，正在议会大厅里上演。而他，是这场较量的主角之一。

他想起昨晚在格里彭伯格宅邸，查尔斯对他说的话：“曼纳海姆，明天是一场硬仗。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身后有所有不愿意屈服的芬兰人。你说的话，他们会听到；你做的事，他们会记住。也许今天我们会输，但只要你坚持把该说的话说了，该做的事做了，种子就种下了。总有一天，种子会发芽，会破土，会长成他们无法忽视的力量。”

是的，种子。曼纳海姆握紧拳头。他今天在做的，就是种种子。在法律的条文里，在议会的记录里，在人们的记忆里，种下芬兰人不屈的种子。

远处传来钟声，下午的会议要开始了。他整理了下领结，深吸一口气，朝议会大厅走去。

战斗，将继续。在法律的条文里，在辩论的话语中，在每一次举手、每一次发言、每一次坚持中。

而他，已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