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三） 醉江楼辩理：蓉卿正商纣，斥儒破独尊（1/2）

醉江楼辩理：蓉卿正商纣，斥儒破独尊

（场景：四月十六日午时初，利州“醉江楼”三楼，江风裹着正午的暖意漫进来，案几上的热茶换了第三盏，热气与窗外的江雾缠在一起，添了几分清明。方才拆透孟子被曲解的四句诘问，青衫学子垂首无言，乡绅与官员们皆露恍然之色，黄蓉立在厅中，月白锦袍映着日光，语气里多了几分“拨云见日”的笃定，要再揭两桩被千年偏见掩盖的真相，更要说说古时君臣相处的真模样。）

见众人皆有倾听之意，黄蓉上前一步，声音清亮更胜先前，一开口便掷地有声：“方才拆了孟子被腐儒曲解的迷障，诸位已懂‘圣言’不可盲从。今日再接再厉，再为两位‘被污名千年者’正名，再揭一桩掐灭天下思想活力的祸根，更要说说被后世扭曲的君臣之道——一是为商纣王还公道，说说牧野之战的真相从不是‘武王替天行道’，而是‘趁虚叛乱’；二是揭穿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危害，让诸位看看春秋百家争鸣的鲜活是如何消散的；三是讲讲古时‘君臣坐而论道’的真貌，从商之武丁傅说、周之周公成王说起，看看‘君为臣纲’的教条，是如何把‘共担国事’变成‘唯命是从’的。”

这话一出，厅内顿时起了一阵轻呼，连一直沉稳的利州知府都坐直了身子。那老乡绅更是瞪大了眼，捋着胡须的手停在半空：“黄军师，您说什么？商纣王还要为他正名？董仲舒‘独尊儒术’怎会有危害？更别说……武丁傅说、周公成王，老夫只知是‘圣君贤臣’的典范，怎还能和‘君臣坐而论道’扯到一处？古时君臣不本就是‘君在上、臣在下’，哪来的‘坐而论道’？”

“正因千年偏见太深，才更要正名；正因世人只知‘独尊’的安稳、‘君令臣从’的常态，才更要揭其背后的真相，更要提一提武丁傅说、周公成王那些被传为‘典范’，却藏着‘坐而论道’真貌的往事！”黄蓉先应下老乡绅的疑问，随即话锋一转，直指商纣王的污名，语气笃定得不容置疑：“诸位提起商纣王，定是先想到‘酒池肉林’‘炮烙之刑’‘宠妲己祸国’，可这些骂名，十之八九是周人伐商后，为了证明自己‘得位正’，刻意编造的谎言！商纣王本名帝辛，他从不是什么‘昏庸暴君’，反倒是位有拓土开疆雄才，更懂‘君臣相商’的君主——而这份‘君臣相商’，本就是商朝传下来的传统，武丁与傅说的故事，便是最好的证明。

诸位该听过武丁傅说吧？武丁是商王盘庚之侄，登基之初，商朝国力渐衰，贵族垄断朝政，平民谋士难有出头之日。武丁为了寻得贤才，故意三年不怎么理政，暗中观察朝野，后来听说傅岩有个筑墙的奴隶，名叫傅说，不仅懂农耕、通兵法，还能看透朝政弊端，便不顾贵族反对，亲自去傅岩请人，还直接把傅说提拔为相，执掌商朝政务。

那时武丁与傅说议事，从不是武丁端坐高台、傅说跪拜回话，而是两人同坐于殿内的竹席上，面前摆着沙盘与竹简，武丁问‘如何整顿贵族势力、让百姓安居’，傅说便直言不讳，说‘贵族占地太多，需收回多余田地分给平民，再减免赋税’；武丁又问‘周边部落常来侵扰，该如何应对’，傅说便手指沙盘，分析各部落强弱，提议‘先联弱抗强，再逐步收服’，甚至敢当面反驳武丁‘想速战速决’的想法。武丁非但不怒，反倒拉着傅说的手赞‘得你如得至宝’，两人常常议事到深夜，饿了便同食一鼎肉羹，渴了便共饮一壶酒，哪有半分‘君尊臣卑’的拘谨？正是这般‘坐而论道’的信任，傅说才得以推行改革，商朝国力渐渐复苏，后来还开创了‘武丁盛世’——这便是商朝的君臣常态，重‘才’重‘理’，不重‘出身’与‘等级’，帝辛后来与群臣议东征、改内政，便是延续了这份传统。

回到帝辛身上，那时东夷部落盘踞东方，常年劫掠商朝边境，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帝辛见状，没有偏安朝歌、独断专行，反倒召集群臣‘坐而论道’——上至世袭贵族，下至平民出身的谋士，围坐在案几前，各说对策。有人说‘暂避锋芒，休养生息’，有人说‘主动东征，一劳永逸’，还有人提‘先修粮道，再备军械’，帝辛一一倾听，又结合边境探子传回的军情，才最终定了‘亲率大军东征’的主意。

这一战，打了整整十年——他带着将士们越黄河、渡淮河，一路打到如今的江浙之地，终于彻底击溃东夷，把商朝的疆土从黄河流域推到江淮流域，让无数被东夷奴役的百姓重获安稳。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后方空虚！商朝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都随他留在东夷镇守新拓疆土，朝歌城内只剩老弱妇孺与少量守军。周武王姬发早就盯着这机会，见朝歌无防，便偷偷联络不满帝辛的商朝贵族，带着诸侯联军连夜渡过孟津，直逼朝歌——这便是牧野之战！

那时帝辛仓促间根本调不回大军，仍想着召集群臣再议对策，可兵力实在不足，只能组织城内奴隶参军。那些奴隶本就对商朝贵族有怨，又被周人许了‘降者免死’的承诺，临阵倒戈，朝歌才破。帝辛不愿被俘受辱，自焚于鹿台，可周人得了天下，怎会承认自己是‘趁虚叛乱’？怎会提及帝辛‘君臣论道’的举措，怎会提商朝武丁傅说传下的‘共担’传统？便刻意编造谎言，把他骂成‘暴君’，还把亡国罪责推给妲己——可妲己本是帝辛征服苏部落时的战利品，一个女子连朝堂都进不去，哪有能力左右国运？

再查正史，《左传》《竹书纪年》里，半字没提‘酒池肉林’‘炮烙’，反倒记载帝辛‘天资聪颖，力能扛鼎’，改革内政时也常与大臣围坐议事：削弱世袭贵族权力、重用平民谋士，甚至减轻百姓赋税，都是与群臣辩明利弊后才推行的。连孔子的弟子子贡都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帝辛的坏，本没那么严重，只是成了亡国之君，所有恶名才都堆到了他身上！”

“这……这竟与老夫从小听的完全不一样！”老乡绅喃喃道，语气里满是震惊，“武丁傅说竟能同坐议事，帝辛也懂‘君臣相商’，那牧野之战不是‘替天行道’，古时君臣竟真能‘围坐议事’？”

“不是‘替天行道’，是趁虚叛乱；古时君臣，本就该‘围坐议事’！不仅武丁傅说，西周的周公与成王，更是把‘君臣坐而论道’的坦荡，延续到了新的朝代！”黄蓉接过话头，顺势展开“君臣坐而论道”的剖析，语气里多了几分向往：“那位老丈说‘君臣本是君令臣从’，可真正的古时——从商到西周，再到春秋，君臣从不是‘君说什么、臣便做什么’，而是‘坐而论道，择善而从’！

周公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灭商后不久便病逝，太子成王年幼，无法理政，便由周公摄政。那时周公虽掌大权，却从不敢独断，凡事都要与大臣商议，待成王稍长，更是刻意培养他‘共担国事’的意识。待成王亲政后，两人议事时，依旧是同坐于堂前的案几旁，案上摆着西周的典章与竹简，周公说‘治国需重民生，不可苛捐杂税，否则百姓必反’，成王便点头采纳，立刻下令减免封地赋税；成王问‘诸侯势力渐大，如何防备作乱’，周公便铺展竹简，细细细说‘分封制’的利弊，甚至直言提醒‘君若失德，臣当谏之，不可盲从，否则国必衰’，从不说‘君令不可违’的教条。

那时诸侯入朝见周天子，也无需跪拜，只需拱手行个礼，议事时皆可坐于殿侧的蒲团上，有不同意见便直言，周天子也会认真倾听、逐一权衡——西周初年的‘成康盛世’，百姓安居乐业、诸侯和睦，便是靠周公与成王传下的‘君臣同心、坐而论道’，再加上百官敢言、诸侯共担，才得以实现。

到了春秋，这份传统更成了常态。齐桓公与管仲，论富国强兵，常常一坐便是深夜，管仲有时会拍着案几说‘君上这步棋走得不妥，若只重兵力，不重民生，将士们也不愿卖命’，齐桓公从不生气，反倒笑着说‘仲父说得对，是我考虑不周’；晋文公流亡归来要改革内政，召狐偃、赵衰等大臣议事，不是自己先定主意，而是让众人各抒己见——狐偃说‘先修内政，让百姓安居’，赵衰说‘先练军队，守住边境’，晋文公权衡两人的主张，最终定了‘先安内、再强兵’的对策，还特意夸两人‘敢言直谏，乃晋国之幸’。

更难得的是，春秋时的大臣，还敢‘以理驳君’。鲁庄公想攻打齐国，召群臣议事，大夫曹刿直接说‘君上未察民情、未整军备，此时出战必败’，还追问鲁庄公‘何以战’。鲁庄公说‘衣食我都分给百姓’，曹刿反驳‘小惠未遍，民弗从也’；鲁庄公又说‘祭祀时从不虚报祭品’，曹刿又说‘小信未孚，神弗福也’；直到鲁庄公说‘百姓的官司，哪怕不能一一查清，也会尽力判得公正’，曹刿才说‘可以一战’——这便是‘曹刿论战’，哪有半分‘君令臣从’的拘谨？那时的君臣，是‘共担国事’的伙伴，不是‘主仆分明’的上下级，议事时坦坦荡荡，有异议便辩，有好策便用，这才是君臣相处的根本！”

说到这里，黄蓉话锋一转，语气陡然犀利，先追问根源，再将“君臣论道”的消亡与“独尊儒术”牢牢绑定：“可诸位不妨细想，为何后来君臣之间，没了这般‘坐而论道’的坦荡？便是从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他把‘君为臣纲’抬到了‘三纲’之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把臣子变成了君主的‘奴隶’，把‘直言敢谏’说成‘以下犯上’，把‘同坐议事’说成‘乱了尊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