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 秦桧南归（2/2）
从此山河成破碎，蒙尘二帝不能还！
却说金太宗召集文武重臣共议国事，粘罕出班奏道：“南朝赵氏气数已尽，当另立异姓为中原之主，效当年立张邦昌为楚帝旧例。”众臣纷纷附和。此时杜充逃至云中，自以为献建康城有大功，当得封赏。粘罕见其卑躬屈膝之态，心中鄙夷，竟不赐座，晾了他月余，才勉强授了个相州知府的微职。未几，兀术自南疆班师回朝，与粘罕一同面圣。兀术奏道：“臣等遍观宋臣，多不堪用。惟济南知府刘豫，素有归顺之心，若立其为帝，可为大金永镇南疆。”太宗沉吟片刻，问道：“此人品性如何？”粘罕答道：“刘豫贪鄙无能，正可为我所用。若立贤能，反生后患。”太宗闻言大笑：“卿言甚善！”当即命人备金册玉玺，仿当年辽太宗册立石敬瑭故事，遣使往济南宣诏。使者至济南府，刘豫正在后堂与宠妾钱氏饮酒作乐。闻听金使到访，慌忙整衣出迎。听得要立自己为帝，刘豫喜得手足无措，连连叩首谢恩。当日便僭称皇帝，建国号为大齐，改元章昌，定都东平府。又以旧黄河为界，与金国分疆而治。这钱氏本是宣和年间宫人，后流落民间为婢，被刘豫纳为妾室。刘豫为抬高其身价，竟伪称其乃吴越王钱镠之后，立为皇后。又封张孝纯为丞相，李孝扬为左丞相，张东为右丞相，王琼为东京留守。其子刘麟封为提镇诸路兵马大元帅。
高宗闻报金国立刘豫为伪齐皇帝，独坐殿中良久，忽召近臣议事。高宗叹道：“自苗刘之乱，太子惊悸而薨，至今膝下犹虚。今金人擅立刘豫，使中原有二天子，此诚可痛。”言罢，面露忧色。右仆射范宗尹进言道：“金人此举，意在断绝赵氏宗祧。为今之计，当速立储君，以固国本。”高宗沉吟道：“太祖皇帝以神武之资开基立业，今子孙零落至此，朕心实痛。若不效法仁宗为天下择贤，何以告慰祖宗？”次日，高宗命宗正寺广选太祖后裔，欲择其贤者育于宫中。时上虞县丞娄寅亮上疏言事，其书曰：“今陛下独承大统，而宫闱未广，前星未耀，此有识之士所共忧也。乞选太祖诸孙贤德者，视同亲王，使牧一方。若他日诞育皇嗣，可使退就藩邸。如此则上慰祖宗，下安黎庶。”左仆射赵鼎持疏入奏：“娄寅亮所言，实为至理。臣请陛下速行之。另当敕张浚增兵关陕，阻金人南下；令岳飞驻军荆襄，以制刘豫。此万全之策也。”高宗颔首，遂下诏选太祖七世孙赵子偁之子赵伯琮入宫。赵伯琮年方四岁，聪慧过人，命张婕妤抚养于禁中。此子便是日后中兴之主孝宗皇帝，讳昚。赵伯琮入宫之日，高宗亲临观看，见其眉目清秀，举止端庄，心中甚喜。张婕妤抱子谢恩，高宗温言道：“此儿当为朕子，卿善抚之。”
且说金将挞懒率兵攻打梁山泊余部张荣所据鼍潭湖水寨。那张荣本是当年梁山泊浪里白跳张顺帐下亲兵，善识水性，惯会水战。金兵初至，见湖泽纵横，芦苇丛生，竟不知从何下手。挞懒帐下副将问道：“这水泊茫茫，如何进兵？”挞懒笑道：“任他水寨坚固，待天寒地冻，便是破敌之时。”及至隆冬时节，湖面结冰，水深减退。挞懒大喜，召诸将道：“今水势既退，可并力攻其茭城。”遂驱大军压境。张荣在寨中望见金兵旗帜如林，对左右道：“我等原是梁山泊里讨生活的，今日却要在此与金狗见个高低。可惜张顺哥哥不在，不然定叫这些金狗有来无回！”然终究寡不敌众，只得焚毁粮草辎重，率众突围。张荣退至通州，见地势不利防守，忽忆起当年梁山泊水寨布置，遂对部众道：“我等且学梁山泊旧制，在这缩头湖中再造水寨。”众人闻言，皆振奋精神，不日便建成一座坚固水寨。挞懒驻军泰州，闻报大怒：“区区水寇，也敢负隅顽抗！”遂亲率舟师来攻。两军相遇湖上，张荣见金人战舰高大，心中暗惊。身旁老卒低声道：“头领勿忧，想当年我等在梁山泊时，官军战船比这还大，不也奈何不得我们？”张荣精神一振，高声道：“弟兄们看仔细了！金人只有数艘大舰，其余皆是小舟。如今水退泥淖，他们难以登岸。我等弃舟登陆，可获全胜！”金兵不习水战，见宋军突然登陆，顿时大乱，挞懒在舰上急得跺脚：“快放箭！”奈何船身摇晃，箭矢多落入水中。宋军趁势掩杀，金兵溺毙者不计其数。混战中，张荣部众生擒挞懒女婿佛宁，缴获军械无数。战后，张荣对众将道：“我等虽胜，终究名不正言不顺。闻刘光世驻守镇江，不如前去投效。”遂遣使致书。刘光世得报大喜，立即上奏朝廷。高宗闻知此事，特旨授张荣为泰州知州。
春正月，高宗颁诏改元绍兴，即绍兴元年。方是时也，朝堂忽起波澜，文武相争，势同水火。其缘起乃秦桧教唆汪藻上《驭将三说》，直指岳飞、刘光世等统兵大将。何为驭将三说？其一明法度，其二用权术，其三分尊卑。其奏疏洋洋洒洒：“诸将屡犯纲纪，岂可不治？夫庙堂者，乃辅弼天子治政令之所也。今观诸将入谒，竟着便服直入，与宰执平起平坐，视重臣如同僚，更百般索求，不得不休。如此，朝廷威仪何在？诸将本当听命行事。然彼辈遇事，利国者必不为，利己者必不弃。欲使其赴汤蹈火，效死疆场，岂非难事？自今当严明朝仪，不得私相往来。又闻军中多冗员，十中有三非战卒。岳飞帐下，此辈尤多。州县畏其权势，不敢诘问。其所耗钱粮，岂可计数？自古兵权久假于人，必生祸患。授之易，收之难。若不早图，悔之晚矣。今刘光世等诸将骄横，枢密院已不能制。臣恐盗贼未平，而肘腋之患先发。偏安小国尚不乏将才，岂我泱泱大国竟无人可用？盖因偏裨之中英才辈出，皆为上将所抑耳。臣请简拔偏将十余人，各领兵数千，直隶天子而不属诸将。如此可渐削大将兵权，实乃万世之策。”当时诸将之中，尤以刘光世跋扈最甚，岳飞功劳最高，故汪藻特指之。汪藻奏疏既出，诸将哗然，刘光世首倡反击，命幕僚作文驳斥。其文曰：“当今误国者，皆文臣也。自蔡京乱政，王黼衅边，文臣之祸，罄竹难书。持节者丧节，守城者弃城。主和议者文臣，倡割地者文臣。所谓勤王之师，遇敌则溃；河防之众，见阵即逃。金人铁骑践踏两河、淮甸之时，弃土、弃民、误国、败事者，非文臣而谁？间有死节之士，力抗强敌者，若赵立、李彦仙等，皆武将也。至若张邦昌僭位称楚，刘豫叛立伪齐，此等大逆，非文臣孰敢为之！”自此文武相争，势若冰炭。朝堂之上，文官武将相见，或怒目而视，或拂袖而去。赵鼎叹道：“外患未平，内争又起，此非国家之福也。”然两派积怨已深，竟无调解之人。每逢朝会，文臣必弹劾武将跋扈，武将则反诘文臣误国。高宗虽屡加训诫，终不能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