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传教士的“文化翻译”（1/2）

耶稣会档案馆的木架上，一叠泛黄的信札透着陈年墨水的酸气。林晓雅戴着白手套，轻轻展开其中一封，拉丁文的字迹歪歪扭扭，旁边用毛笔写着几个笨拙的汉字：“天主即天也”。墨迹晕染的边缘，能看出写信人蘸墨时的犹豫。

“利玛窦这字儿，比我爷爷写的还抖。”她忍不住笑，指着信里的句子，“他把‘god’译成‘天主’，又怕中国人不懂，特意加了个‘天’，这不是给自己找别扭吗？”

王磊正翻着本《论语》拉丁文译本，书页里夹着张小纸条，是译者手写的批注：“‘仁’者，如父子之爱，似朋友之信，近于吾教之‘爱’。”他咂咂嘴：“这哪是翻译，明明是在找亲戚——把孔夫子的话往《圣经》上靠呢。”

“不是靠，是架桥。”迪卡拉底教授抱着个旧木箱走进来，箱子里装着些明末清初的玩意儿：一个画着圣母像的青花瓷盘，一本掺着《孟子》语录的祈祷书，最显眼的是个黄铜十字架，底座却刻着“忠君报国”四个篆字。

“教授您看这十字架，”周明指着底座，“把‘忠君’和‘信教’凑一块儿，当时的人能接受吗？”

迪卡拉底把十字架放在桌上，阳光从窗棂漏进来，在铜面上晃出细碎的光：“刚开始哪能啊。利玛窦刚到广东那会儿，穿僧袍，说自己是‘西僧’，结果老百姓看他高鼻深目，总把他当耍杂技的。后来他改穿儒衫，留胡子，跟士大夫聊《四书》，才慢慢有人搭理。”

他拿起那本《论语》译本：“你以为他愿意费劲翻译？是没办法。那会儿的中国文人，觉得除了孔孟之道，别的都是‘蛮夷之言’。利玛窦想让他们听自己讲上帝，就得先讲他们听得懂的话。比如‘仁’，他不直接说‘博爱’，而是说‘就像你们说的，爱人如己’，这是找个共同的坎儿，好让两边的脚都能踩上去。”

林晓雅忽然指着信里的“天主即天也”：“可‘天’在咱们这儿，有时候指老天爷，有时候指天道，跟‘god’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么译，不是糊弄人吗？”

“糊弄？也不全是。”迪卡拉底从箱子里抽出张利玛窦画的世界地图，明朝的“大明”被放在中间，欧洲缩在角落，“你看这地图，他明明知道地球是圆的，却故意把中国放中间，为啥？怕中国人觉得‘你们居然敢把我们放边上’，不高兴。翻译也是一个理，总得让对方先愿意听，才能慢慢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