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泰戈尔与东方哲学的西传（1/2）

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后台，穿纱丽的侍女正给泰戈尔整理头巾。老先生的白胡子沾着点红茶渍，手里攥着本诗集，封面上用英文写着《吉檀迦利》，旁边却用孟加拉文画了朵歪歪扭扭的莲花。

“先生，台下坐满了人，有记者说您是‘东方的梭罗’。”秘书轻声提醒，递过一杯温水。

泰戈尔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个弥勒佛：“让他们说去。梭罗在瓦尔登湖钓鱼，我在恒河边看云，都是跟天地聊天，只是说的方言不同。”

这话刚好被挤进门的马克听见，他举着相机的手顿了顿：“教授说得真对，您果然把东方哲学熬成了‘世界方言’。”

迪卡拉底教授跟在后面，手里捧着本泰戈尔的亲笔签名诗集，封皮都磨出了毛边。他刚在展厅看了泰戈尔访华时的照片——徐志摩陪着他在西湖边散步，两人都穿着长衫，手里摇着扇子，像俩说书先生。

“1924年您到北京，梁启超给您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竺’是天竺，‘震旦’是中国，这意思是把印度和中国捆在一块儿？”林晓雅捧着本《飞鸟集》，书页里夹着片干枯的枫叶，是当年泰戈尔演讲时掉落的。

泰戈尔呷了口温水，声音像浸过蜜的姜茶：“何止中印。我在日本看樱花，觉得它落的时候比开的时候还美，这像你们的‘禅’；在波斯看苏菲派跳舞，旋转起来像朵花，这跟印度的‘梵’是一个道理。世界本来就是棵大树，各长各的枝子，根却在一块儿。”

王磊凑过来，手里捏着张泰戈尔访美的老报纸，标题印着“神秘的东方智者说：爱不是占有”。“听说您在哈佛大学演讲，说‘宇宙是个大家庭’，台下的人哭了一片？”

“不是哭，是醒了。”泰戈尔的目光飘向窗外，纽约的摩天楼在雾里若隐若现，“那会儿西方刚打完一战，到处是碎玻璃和断胳膊，人们觉得科学能造枪，也该能救命，可救不了心里的慌。我跟他们说‘梵我合一’，说‘万物都在呼吸同样的空气’，他们突然觉得，哦，原来还有比枪炮更结实的东西。”

迪卡拉底翻开诗集，指着其中一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既有印度哲学的轮回，又有中国的‘生生不息’，您是故意把两边的话揉在一块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