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之刑（1/2）

那台摄像机是在老档案馆的地下室找到的。

蒙着厚厚的灰，外壳是暗绿色的金属，镜头比现在常见的型号大出一圈。旁边散落着十几盘同样规格的录像带，标签上的字迹已经模糊。

我把它带回工作室纯粹是因为好奇。

我是个纪录片导演，或者说，曾经是。最近三年没有拍出任何作品，积蓄快要见底。朋友说老档案馆清仓处理废弃物品，让我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些能卖的旧设备。

但这台摄像机很怪。

它没有品牌标志，没有型号编号，甚至没有电源接口。底部只有一个凹陷，形状很不规则，像是需要某种特制电池。我试着用万能充接上，指示灯竟然亮了——虽然那光是暗红色的，很不正常。

更怪的是取景器。

透过它看出去，世界会多出一些东西。

第一天晚上，我在工作室调试设备。镜头对准空荡荡的墙面，取景器里却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背对着我，微微晃动。我猛地移开眼睛，墙面就是墙面。再看取景器，人影还在。

我以为是镜片霉变产生的错觉。

第二天，我带着摄像机去老街采风。透过取景器拍摄那些老房子时，发现每扇窗户里都有人。不是现在住户，而是穿着旧式衣服的人，动作缓慢，面无表情。有的在梳头，有的在吃饭，有的只是站着，看向窗外。

但没有一扇窗的窗帘是拉开的。

现实里，那些房子大多空着。

我关掉摄像机，心跳得厉害。朋友说这街区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过火灾，死了不少人。我没细问，当时只觉得是拍纪录片的好素材。

现在我不确定了。

第三天，我决定测试这设备的极限。

我去了市郊的河滩，那里据说每年都有人溺水。下午三点，阳光很好，河滩上只有几个钓鱼的人。我打开摄像机，对准河面。

取景器里的河水变成了黑色。

水面上浮着东西。

一个，两个，三个……总共七个黑影，随着水波起伏。它们没有清晰的形状，但能看出是人的轮廓。最靠近岸边的那个，似乎面朝下，头发像水草一样散开。

我数到第七个时，突然发现取景器角落有东西在动。

我移动镜头，对准那个方向。

河滩的芦苇丛里，蹲着一个人。

他背对着我，肩膀在抽动，像是在哭。我调整焦距，画面拉近。他穿着蓝色的工装，款式很旧，裤腿上沾着泥。他的手在挖沙子，一下，一下，挖得很慢。

然后他转过头。

取景器里，他的脸是模糊的，像打了马赛克。但我知道他在看我。

我放下摄像机。

现实中的芦苇丛随风摇晃，空无一人。

那天晚上，我把所有录像带都看了。十三盘带子，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固定机位拍摄的室内场景。一间老式客厅，家具蒙着白布，墙上的挂钟停在三点十七分。

每次录像的时间长度不同。

最短的只有三分钟，最长的超过八小时。

但无论哪一盘，在播放到第七分钟时，画面都会出现同一个人。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从房间右侧的门走进来。他走到茶几前，倒一杯水，喝掉，然后走向左侧的门，离开。全程不看镜头，动作机械得像设定好的程序。

第十三盘带子不同。

男人喝完水后没有离开。

他停在茶几前，缓缓转过头，看向镜头。

他的脸很清晰，四十岁左右，方脸，浓眉，左边眉毛上有一颗痣。他盯着镜头看了大约十秒，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

我把画面定格，放大他的口型。

反复看了二十多遍，我终于辨认出来。

他说的是：

“轮到你了。”

我后背发凉。

关掉播放器，工作室里只剩下显示器的微光。窗外传来远处车流的声音，但感觉很遥远，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我拿起摄像机，犹豫了一下，打开取景器，对准自己。

取景器里的我，身后站着一个人。

灰色中山装，方脸，左边眉毛上有颗痣。

他就站在我椅子后面，低着头，眼睛向上看，盯着我的后颈。

我猛地转身。

什么都没有。

再看向取景器，他还在。

我关掉摄像机，在工作室里坐了一夜。天亮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找到这个男人，或者，找到关于他的真相。

档案馆的记录显示，这台摄像机是1983年由市公安局证物科移交的，编号“证物83-47”。相关案件是一起失踪案，失踪者叫赵建国，纺织厂工人，当年三十九岁。

就是取景器里的男人。

他于1983年5月14日下班后没有回家。妻子报警，警方调查三个月无果，案件搁置。1985年，妻子搬离本市，案件档案封存。

但记录里没有说明摄像机为什么成为证物。

我去了纺织厂旧址，现在是个物流仓库。门卫是个老头，听我问起赵建国，眼神躲闪。

“不知道。”他说，“那么久的事了。”

我掏出两百块钱。

他收了钱，压低声音：“那事儿邪门。老赵失踪前那阵子，整天神神叨叨的，说自己被拍进去了。”

“拍进去了？”我问，“什么意思？”

“他说有人用摄像机拍他，拍完他就觉得不对劲。走路时总觉得后面有人，睡觉时听到快门声。”老头看了看四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之前捡了台摄像机，从废品站捡的。就跟你手里这台有点像。”

我心里一紧。

“那摄像机呢？”

“不知道。老赵失踪后，警察来搜过，没找到。”老头顿了顿，“但有个说法……厂里传的，说那摄像机不干净。谁用它拍人，被拍的人就会……”

“就会怎样？”

“就会消失。”老头说，“不是立刻消失，是慢慢消失。先是在别人记忆里模糊，然后照片上变淡，最后人就不见了，像从来没存在过。”

我回到工作室，把所有资料摊开。

赵建国捡到摄像机。

赵建国用摄像机拍了什么。

赵建国失踪。

摄像机成为证物，封存。

三十七年后，我打开它，用它拍摄。

而取景器里出现了赵建国。

逻辑链条很清晰，但缺失最关键的一环：这台摄像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什么人制造的？为什么要制造这种东西？

我决定做一次危险的实验。

我找了一个愿意帮忙的朋友，叫陈海。他没告诉我细节，只说需要他当一下模特，拍几个镜头。他爽快答应了。

我们在工作室布光。我打开摄像机，透过取景器看向陈海。

画面里的陈海，肩膀上搭着一只手。

苍白的手，手指细长，指甲缝里有黑泥。那只手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一下，一下，节奏很慢。

陈海在现实里打了个哆嗦。

“怎么突然有点冷。”他说。

我没有告诉他取景器里的事。我录了三十秒，关掉设备。陈海离开后，我回放录像。

正常画面里的陈海，笑着摆姿势。

但每隔三秒，画面会闪烁一下。

闪烁的瞬间，他肩膀上会出现那只手。

而他的笑容，在闪烁时会变成另一种表情——恐惧，极致的恐惧，眼睛睁大，嘴张开，像是要尖叫。

但声音没有被录下来。

或者说，声音在另一个频道。

我戴上耳机，把音量开到最大。在两次闪烁之间，我听到了极其微弱的声音：

“救……命……”

是陈海的声音。

但录音时他明明在说“这样可以吗”。

我把视频放慢，一帧一帧看。在第二十七帧，闪烁前的最后一帧，我发现了更可怕的东西：陈海的瞳孔里，映出了摄影机后面的人。

不是我。

是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

赵建国站在我身后，看着陈海。

我冲到医院时，陈海已经被推进了抢救室。

“突发性心律不齐。”医生说，“没有病史，突然就倒了。送来得及时，暂时稳定了。”

我在走廊等到凌晨三点。陈海醒了，看到我，眼神迷茫。

“我做了个怪梦。”他声音虚弱，“梦见你拍我的时候，有个男人站在你后面，把手搭在我肩膀上。他的手特别冰，冰得我心脏都僵了。”

我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

“那摄像机……”陈海看着我，“你到底在拍什么？”

我告诉他部分真相。关于赵建国，关于取景器里的异象。陈海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得把它处理掉。”最后他说，“趁还没出事。”

“怎么处理？扔掉？砸碎？”

“我不知道。”陈海闭上眼睛，“但我觉得，它已经盯上你了。”

回到工作室，我把摄像机放在桌上，和它对视。

暗绿色的外壳，冰冷的镜头，取景器的玻璃反射着灯光。我忽然想起老头的话：谁用它拍人，被拍的人就会消失。

但赵建国是拍摄者，不是被拍者。

他为什么消失？

除非……他也拍过别人。

而那个人，反过来拍了他。

像是一种接力，一种传递。

我翻出所有录像带，重新看那个客厅的画面。茶几，蒙着白布的沙发，停在三点十七分的挂钟。这次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男人进来，墙上挂钟的秒针都会动一下。

从十七分零秒，到十七分三十秒。

取决于他停留的时间。

但钟的指针始终停在三点十七分。

除非……那不是时间。

是日期。

三点十七分，三月十七日。

我查了1983年的日历。三月十七日是星期四。赵建国失踪是五月十四日，相隔五十八天。

接近两个月。

我又查了赵建国妻子的信息。她叫王秀兰，改嫁后搬到了邻市。我打电话过去，是个中年男人接的，说她三年前去世了。

“她有留下什么东西吗？”我问，“关于前夫的。”

男人犹豫了一下：“有个铁盒子，一直锁着。钥匙随她下葬了。盒子在我这儿，你要的话可以来看看。”

我连夜开车过去。

铁盒子不大，锈迹斑斑。男人用钳子撬开，里面只有一本日记，和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年轻的王秀兰和赵建国，站在公园里，笑得很开心。背面写着一行字：“1982年春，国摄。”

用的是那台摄像机吗？

我翻开日记。前面都是生活琐事，从1983年3月开始，内容变了。

“3月17日：国今天很怪。他说在废品站捡了台摄像机，但拍出来的东西不对劲。他给我看取景器，我什么都没看到。他说画面里我们身后站着好多人。”

“3月25日：国越来越瘦。他说那些‘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不敢看他说的取景器。”

“4月11日：国说他知道摄像机怎么来的了。是一个姓林的摄影师留下的，那人三月份失踪了。国说我们要找到林摄影师拍过的人。”

“4月30日：国找到了一个。是个老太太，她说林摄影师上个月给她拍过照，之后她就总做噩梦。梦里有人给她拍照，拍完她就不能动了。国给她看了我们的摄像机，她尖叫着说就是这台。”

“5月13日：国说他明白了。这是一个链子。a拍b，b就会进入‘显影状态’。然后b拍c，c进入状态，b才能解脱。但解脱不是自由，是成为‘背景’的一部分——就是取景器里那些模糊的人影。”

“5月14日：国说要出去拍一个人。这样我才能安全。我问他拍谁，他不说。他再也没有回来。”

日记到这里结束。

后面是空白页。

但我用手电筒斜着照，发现最后几页有压痕。我用铅笔轻轻涂，字迹显现出来。

是另一段笔迹，更潦草。

“1985年9月3日：我拍了邻居的小孩。对不起，但我没办法。国说得对，只有拍下一个人，自己才能从取景器里出来。小孩住院了，但还活着。我终于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了。”

“1985年9月20日：小孩死了。心脏病。是我的错吗？国没说会死人。他说只是转移。”

“1985年10月1日：他们又来了。取景器里，那些模糊的人影更清楚了。他们在向我招手。我得再拍一个人。”

“1985年10月15日：我拍了送煤工。他三天后中风了。我解脱了，但只解脱了七天。”

“1986年1月：这样不行。这是一个无底洞。每拍一个人，只能换来短暂的解脱。而且每次都需要拍不同的人，不能重复。我认识的人快用完了。”

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

“我把摄像机交给了警察。让他们处理吧。但我怀疑，它还会找回来。”

落款是“王秀兰”。

日期是1986年3月17日。

正好三年。

从赵建国捡到摄像机，到王秀兰交出摄像机，正好三年。

而我打开摄像机的那天，是2023年5月14日。

赵建国失踪四十周年。

这不是巧合。

我打电话给陈海，告诉他我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