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张床（1/2）

殡仪馆扩建时，在地下室又发现了一层。

施工队长老吴打电话来时，我正在整理这个月的遗体记录。他说下面还有房间，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说等等，先别让人进去。

等我赶到时，工人们已经聚在入口处抽烟。新发现的楼梯很窄，石头台阶磨损严重，像是被无数双脚踩过。手电照下去，只能看到往下十几级，再深处就是一片漆黑。

“什么时候发现的？”我问。

“上午砸墙，这面墙是空的。”老吴用安全帽扇着风，“敲开一看，后面是楼梯。少说也得几十年没人下去过了。”

我让所有人退到外面，自己拿了强光手电走下去。

二十三级台阶。

底下是个长方形房间，大约三十平米。空气里有股奇怪的味道，不是霉味，更像是……消毒水混合着铁锈。手电光扫过去，我愣住了。

房间里有六张床。

铁架床，刷着白漆，已经斑驳脱落。每张床都铺着灰色的床单，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放在床头正中。床与床之间间隔完全一致，像是用尺子量过。

第六张床的床单上，放着一个笔记本。

牛皮封面，没有字。我翻开，第一页写着日期：1978年3月17日。字迹工整，用的是蓝色钢笔水，已经褪色。

“今日接收第七具特殊遗体。编号77-3。处理流程记录如下……”

后面是详细的操作步骤，涉及一些我从没听过的术语：“神经束分离”“记忆体提取”“情感基质固化”。每一项后面都有签字，签的是一个代号“守夜人”。

我快速翻页。笔记本记录了从1978年到1985年的事情，每年都有三到五条记录。最后一页是1985年11月3日。

“编号85-5处理完毕。上级通知暂停所有特殊处理。设施封闭，记录留存。钥匙存放于老地方。——守夜人”

老地方是哪里？

我把笔记本放进口袋，继续查看房间。墙角有个铁柜，上了锁。我用工具撬开，里面是几件白大褂，已经发黄。还有一套手术器械，样式很老，但保养得很好，刀刃在光线下依然锋利。

最底下压着一张照片。

黑白照片，上面是七个人，穿着白大褂站成一排。背景就是这个房间，但当时墙上挂着标语，看不清字。七个人表情严肃，最右边的那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钳子。

我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写着七个名字，对应照片上的位置。最后一个名字被涂黑了，但透过强光能看到一点轮廓：姓陈，名字第二个字是“光”。

陈什么光？

我父亲叫陈伯光，1998年去世前，是这家殡仪馆的老主任。他从未提过地下室还有一层。

回到办公室，我把门反锁，开始研究笔记本。

记录里的“特殊遗体”都有编号，格式是“年份-序号”。处理流程大同小异，但有一条让我脊背发凉：每个流程最后都有一项“记忆体转移至备用床”。

备用床？

房间里只有六张床。如果编号是从1开始，那至少应该有七张床才对。

除非……

我重新回到地下室。这次我带了卷尺，测量房间的尺寸。长8.4米，宽3.6米。六张床每张宽0.9米，床间过道0.6米。算下来，如果放七张床，刚好可以排满。

但现在只有六张。

去哪了？

我敲击墙壁，听声音。当敲到最里面那面墙时，声音发空。墙上有几乎看不见的接缝，是个暗门。

我找工具撬开暗门。

后面是个小隔间。

一张铁架床放在正中央。

这张床和其他六张不一样——它没有漆，就是生铁的黑色。床单是深蓝色的，铺得很平整。枕头上有凹陷，像是最近还有人枕过。

床上放着一件白大褂。

我拿起白大褂，胸口口袋上绣着两个字：陈光。

是我父亲的名字。

不，不是父亲。父亲叫陈伯光。陈光是谁？兄弟？亲戚？

我检查白大褂，在内衬里摸到硬物。拆开缝线，取出一个小玻璃瓶。瓶子里是透明的液体，泡着什么东西。

对着光看，那是一小段……神经组织？

瓶子标签上写着：85-5，情感基质，恐惧。

我手一抖，瓶子差点掉地上。

笔记本里提到的“情感基质固化”，原来是真的。他们把死者的情感提取出来，保存在瓶子里？

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天晚上，我留在办公室，把笔记本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越读心越沉。

这不是普通的殡仪馆记录。

这是一个实验的记录。

从1978年到1985年，这个地下室共处理了二十三具“特殊遗体”。所谓特殊，是指死因异常的人——意外猝死、不明原因猝死、甚至在极度恐惧中猝死的人。记录显示，这些人死后七十二小时内，大脑中会残留强烈的情感能量。

“守夜人”小组的工作，就是提取这些能量。

提取后封存。

用途不明。

但有一条备注引起了我的注意：“85-5样本显示，恐惧基质可引发连锁反应。建议永久封存。”

85-5，正是我手中这瓶。

我父亲1985年调来这里当主任。1998年去世，死因是心脏病。但他生前身体很好，每年体检都没问题。

真的只是心脏病吗？

我决定查查当年的人事档案。殡仪馆的旧档案堆在三楼的储藏室，灰尘积了有几厘米厚。我找到1978年到1985年的员工名册，一页页翻。

没有“陈光”这个人。

但我翻到1985年11月的工资表时，发现有个名字被涂改过。原始名字看不清，但修改后的名字是：陈伯光。

我拿出照片，用手机拍下，调高对比度。被涂黑的名字渐渐清晰：陈光。

陈光就是我父亲。

或者说，我父亲曾经叫陈光。

他为什么改名？为什么从1985年11月开始，以陈伯光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真正的陈伯光去哪了？

第二天，我请假去了民政局，查1985年前后的死亡记录。工作人员起初不肯，我拿出工作证，说是殡仪馆的业务需要核对历史资料，她才勉强同意。

1985年11月5日，有一份死亡登记：陈伯光，男，32岁，殡仪馆职工，死因：工作事故。

但死亡证明的备注栏有一行小字：“遗体由单位自行处理，未送医检。”

单位自行处理。

也就是说，真正的陈伯光死在了殡仪馆，遗体没有送去尸检，直接在这里处理了。

谁处理的？

我想到地下室那个笔记本上的签字：守夜人。

我父亲就是守夜人之一。

他可能参与了陈伯光的“处理”，然后顶替了他的身份。

为什么？

我回到殡仪馆时，天已经黑了。今晚我值班，整栋楼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办公室，看着桌上的玻璃瓶。里面的液体在灯光下微微晃动。

恐惧的情感基质。

85-5号遗体是谁？

我翻到笔记本的那一页。1985年10月30日：“接收85-5，男性，28岁，猝死于家中。死前有强烈恐惧反应。提取过程顺利，基质浓度评级：特级。建议永久封存。”

只有这些信息。

没有名字，没有地址。

我想了想，去档案室找1985年的遗体接收记录。十月三十日那天，总共接收了四具遗体。三具都有明确身份，只有一具标注为“无名氏，男，约28岁，警方送来”。

无名氏。

但警方应该有记录。

我给在派出所工作的老同学打电话，请他帮忙查1985年10月30日前后，有没有发现无名男尸的记录。

等了半小时，他回电了。

“还真有。”他说，“档案很简略。1985年10月29日，东郊老居民区，一个独居男子死在家里。邻居闻到异味报警。死者身上没有外伤，法医初步判断是突发性心脏病。但有个奇怪的点……”

“什么？”

“死者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七个人，穿着白大褂。死者用笔把其中一个人圈出来了。”

“照片还在吗？”

“应该在证物室，但这么多年了，不一定找得到。”

我放下电话，手心全是汗。

死者手里有那张照片。他圈出了一个人。

圈的是谁？

我再次拿出照片，用放大镜看。七个人的脸都很模糊，但大致能辨认。最右边的人手里拿着钳子——根据笔记本描述，那是主操作员的位置。

我父亲站在左边第二个。

如果死者圈出的是主操作员，那说明他知道这个人。

也许85-5号遗体，本身就是实验的知情者？甚至可能是……逃脱的实验对象？

这个念头让我毛骨悚然。

深夜十一点，我忍不住又去了地下室。

七张床静静躺在那里。我打开手电，一张张照过去。走到时，我停住了。

床单上有人形压痕。

不是旧的，是新的。像是有人刚躺过，起来后床单还没完全恢复平整。

我弯腰仔细看。

枕头上有几根头发。

短发，黑色，发根是白的。

和我父亲的发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