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险记（1/2）

民国，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我在“永固万全人寿保险公司”谋了份差事，是个外勤跑街。

这年头兵荒马乱，能进洋人背景的保险公司，算是端上了金饭碗。

但永固万全的生意，有点不一样。

我们不保房子车子，也不保寻常的寿险。

我们保的，是“社会存在”。

起初我听培训师讲，只觉得玄乎。

“社会存在险”，保的是一个人不被社会彻底遗忘。

投保人按月交费，指定若干“关联人”——亲朋、同僚、债主，甚至仇家都行。

一旦投保人因故（失踪、重病、远走他乡）导致超过七成“关联人”在一年内不再主动提及、想起他，或者否定他的存在，即视为“社会性死亡”。

公司就会启动理赔，支付一笔可观赔偿给投保人本人（若还能找到），或其指定的受益人。

赔偿金，据说来自一个庞大的“社会记忆池”。

我当时想，这不过是给有钱人一点心理安慰，或者转移财产的新花样罢了。

直到我领到第一个客户，谷太太。

谷太太是个前清遗老的续弦，年纪不大，守着一份日渐败落的家业，战战兢兢。

她丈夫去世三年，族里叔伯虎视眈眈，几个前房子女也与她疏远。

她投保了最高档的“全维存在险”，关联人名单列了足足三页纸，从族亲、旧仆，到牌友、绸缎庄掌柜，甚至包括一位总对她假笑的警察局副局长。

“我没什么钱，但还有点体己。”谷太太签字时，手指微微发抖，眼神却异常坚定，“我不能…不能就这么悄没声儿地没了。得有人记得，谷家曾有过我这么个人。”

我按程序收了保费，做了背调，心里不以为然。

记得又如何？不记得又如何？

可公司规定严谨，我得定期回访，记录那些“关联人”对谷太太的提及频率和态度变化。

头几个月，一切正常。

我伪装成各种身份——人口普查员、慈善机构义工、故旧之子的朋友——去接触名单上的人。

听到的名字各式各样：“那个填房”、“精明的谷姨太”、“守着空宅子的可怜人”…

虽不算尊重，但确确实实，谷太太还“存在”于这些人的闲谈和记忆里。

我按时提交报告，看着谷太太的名字安稳地躺在公司的“有效保单”名录里。

变化是从那个雨夜开始的。

我去拜访名单上一位远房表亲，那是个破落户，住在闸北的棚户区。

他喝得醉醺醺，听我问起谷太太，先是茫然，随后猛地瞪大眼睛，露出一种见了鬼似的惊恐。

“谷…谷家那个？她…她不是早跟人跑了吗？你们…你们怎么还找她？”

我心头一凛，赶紧核对资料，确认此人确在关联名单上，且上次回访时他还清晰记得谷太太主持家祭的样子。

“跟人跑了？”我试探着问。

“对对！跟个南边的客商！卷了细软！谷家老爷子就是被她气死的！”他言之凿凿，唾沫横飞，细节丰富得像亲眼所见。

可我手中的资料显示，谷太太的公爹死于她过门前五年。

我没戳破，敷衍几句离开。

回头又悄悄找了名单上另外两个小角色——一个送菜婆子，一个裱糊匠。

他们的说辞竟也开始出现微妙偏差。

送菜婆子含糊地说：“好像…是病了吧？搬去乡下养病了？”

裱糊匠则挠头：“谷家？好像是有这么位太太…记不清了，许是没了？”

短短一个月内，超过四成的关联人，对谷太太的记忆开始扭曲、淡化，甚至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记忆”来覆盖她真实的模样！

这绝非正常遗忘！

更像是有只看不见的手，在粗暴地修改关于她的“社会记录”！

我慌了，赶紧约见谷太太，想提醒她注意。

可她见到我，第一句话竟是：“最近…是不是有好多人，开始忘了我？或者…记错了我？”

她脸色苍白，眼下乌青，显然也没睡好。

“您…您怎么知道？”

“我感觉到的。”谷太太攥着手绢，指节用力得发白，“晚上睡觉，总觉得有人在耳边说话，说些…我从没做过的事。白天出门，认识的人看我的眼神，也躲躲闪闪，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张小姐，这‘保险’，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

我心里发毛，只能强作镇定，安慰她可能是压力太大，并承诺会加紧关注。

离开谷家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暮色中，那栋老宅的轮廓，竟显得有些…稀薄？像褪了色的水墨画。

我将异常情况报告给了上司，一个永远穿着笔挺西装、眼神锐利的英国经理，杜伦先生。

他听完，脸上没有任何意外，只是扶了扶金丝眼镜，用流利但冰冷的中文说：“这是正常的‘存在损耗’加速现象。说明保单正在起效，风险对冲机制开始运作。你的任务，是继续观察记录，确保流程合规，不必干预。”

“风险对冲？”我捕捉到这个金融术语。

“是的。”杜伦先生嘴角扯出一个公式化的微笑，“有人被遗忘，就有人被强化记忆。社会记忆的总量需要平衡。谷太太的‘存在感’正在被定向转移、稀释，以支付她可能获得的理赔金，以及其他保单的‘维持成本’。很公平，不是吗？”

我如遭雷击，愣在原地。

定向转移？稀释？支付成本？

那些关联人莫名扭曲的记忆，竟是“公司运作”的一部分？

我们不是在防止遗忘，而是在…管理遗忘？甚至制造遗忘？

浑浑噩噩地离开公司，我脑子里一片混乱。

经过街角报摊时，瞥见一份小报的标题：“昔日阔太私奔卷款疑云，谷家遗产争夺再起波澜”。

配图竟是一张模糊的、似乎从合影中剪裁出来的谷太太侧脸，眼神被刻意修得妖媚闪烁。

我认得那张原图，是谷太太几年前一次慈善募捐的留影，当时报纸称赞她“端庄贤淑”。

她的手，在微微发抖。这不是新闻报道，这是…“记忆修正”在通过媒体扩散！

我买下报纸，手脚冰凉。

公司的手，伸得比我想象的还要长，还要无形。

我试图做点什么。

私下里，我去找那些记忆开始出错的关联人，想方设法提醒他们真实的谷太太是什么样子。

可奇怪的是，我的话像水滴进滚烫的油锅，不仅激不起涟漪，反而让他们的“错误记忆”更加顽固、细节更加丰满。

那个送菜婆子，在我第三次试图纠正她时，突然恼羞成怒，指着我的鼻子骂：“你是什么人？总替那个不守妇道的女人说话？你是不是她的同伙？”

她的眼神浑浊，带着一种被冒犯的愤怒，仿佛我挑战的不是她的记忆，而是她深信不疑的“事实”。

更可怕的是，我开始感觉到，当我和这些被“修正”过记忆的人接触时，我自己关于谷太太的记忆，也会受到轻微的干扰。

脑海里会突然冒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片段——她与人调笑的侧影，她数钱时贪婪的眼神…

我知道那是假的，可它们如此生动，试图挤占真实的记忆。

我好像…也在被“传染”。

谷太太的情况急转直下。

她打电话给我，声音带着哭腔，说家里的老仆忽然辞工，说“伺候不起这样的主母”。

牌友圈子不再邀她。

族里一位叔公上门，旁敲侧击问她“是否愿意去庵堂静修”。

连街上的流浪狗，见到她都远远避开，不再像以前那样摇尾乞食。

她哭着问我：“张小姐，我是不是…快要‘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