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舆论机器的开动（1/2）

1920年12月28日，下午，瑞典斯德哥尔摩，海岸公路大街，中立国新闻俱乐部。

橡木镶板的会议室里弥漫着雪茄烟丝、旧书籍和地板蜡的混合气味。一场由看似独立、注册于瑞士的“欧洲人道观察与救济基金会”主办的“特别情况说明会”正在举行。

与会者包括来自瑞典《每日新闻报》、丹麦《政治报》、荷兰《电讯报》、瑞士《新苏黎世报》等多家北欧及中立国主要媒体的驻外记者，以及少数几位来自英美通讯社、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活动的特派员。室内暖气充足，与窗外的斯堪的纳维亚严冬形成鲜明对比。

主讲台上，一位自称“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年约五十、面容憔悴、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子，正用带着明显乌拉尔地区口音的英语，配合着投影幕布上几张模糊不清但气氛压抑的照片，进行着声情并茂的陈述。

他的故事版本经过帝国宣传部专家数周的精心打磨和反复排练：他曾是“彼尔姆省粮食分配管理委员会”的“中层官员”，因“无法忍受良心的煎熬”和“对系统性不公的绝望”，于两个月前冒死穿越战线，流亡至西方。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配给制度，在乌拉尔以东地区已彻底崩溃，沦为特权阶层掠夺大众的工具。”谢苗诺夫的声音时而激愤，时而低沉，充满表演性的颤抖。

“普通工人、集体农庄庄员，每日配给不足三百克掺杂了木屑、荞麦壳甚至黏土粉末的黑面包，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理存活，而与此同时，省党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以及高级军官的专用食堂里，白面包、熏肉、香肠、罐头水果甚至进口咖啡堆积如山……我亲眼见过，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一名因饥饿而晕倒在岗哨旁的红军战士，被巡视的政治委员当众用皮带抽打面部，斥其为‘浪费宝贵粮食的社会主义蛀虫’……是的，就像惩罚一条不听话的野狗，毫无尊严可言……”

台下的闪光灯不时亮起，记者们快速记录着。提问环节，气氛变得微妙。一位瑞典记者质疑某些细节的极端性与可验证性；一位丹麦记者询问消息源的安全状况及是否有其他佐证；一位荷兰记者则敏锐地指出，谢苗诺夫先生能如此“恰好”地在此时此地出现并发表演说，其背后是否有“特定的旅行安排”与“财政支持”。

谢苗诺夫这位实为帝国保安总局从白俄流亡者中挑选、经过严格心理训练和背景塑造的演员按照预演剧本，给出了看似合理但经不起深度推敲的回答：利用一次“边境粮食交接的混乱”侥幸逃脱；得到“国际人道主义团体中富有同情心人士”的隐秘帮助；对细节的记忆可能因“巨大精神创伤”而存在“情感性强化”，但核心事实“绝无虚言”。

几乎与此同时，在瑞士苏黎世，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新苏黎世报》文化副刊版，开始连载刊出一位署名为“n.r.”的“匿名的俄国前知识分子”的系列来信。

信中以沉痛而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契卡”在鄂木斯克对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家属”及“可疑阶级异己”实施的系统性迫害：包括但不限于剥夺基本食物配给、强迫从事超出体能极限的苦役、任意逮捕与刑讯，以及未经正式审判的即决处决。

信件文风哀婉，引用了不少俄国古典文学中的意象，并随信“附上”了几张翻拍的、画面模糊但人物表情痛苦、环境肮脏拥挤的照片。

这些经由“中立第三方”率先披露的信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块，迅速在同盟国及中立国的舆论场中激起巨大的震惊。

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索非亚等地的官方或半官方媒体迅速转载、摘编、配发评论员文章，将其纳入一个更大的叙事框架：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是外部和平的破坏者、传统欧洲秩序的颠覆者，其内在本质更是建立在恐怖统治、经济掠夺和对人类基本尊严的彻底践踏之上。

戈培尔博士严格控制着宣传口径，刻意淡化了德军在东线的具体军事进展和战术细节，将聚光灯牢牢锁定在“揭露红色暴政”与“呈现人道主义灾难”这两个核心主题上。宣传机器反复强调：帝国对俄战争，不仅是为了地缘安全，更是为了“将欧洲文明从这种反人类的野蛮制度下解放出来”

初步效果开始显现。首先是在北欧、瑞士等中立国的公共舆论空间，原本对遥远东线战事持相对超然或复杂态度的部分知识分子、教会领袖、社会活动家及普通市民，开始表达对苏俄政权统治方式的批评与不安。

尽管也有清醒的声音指出这些信息的单一来源、潜在的政治动机以及可能存在的夸大与扭曲，但那些具体的、充满情感张力和画面感的细节描述如“政委扇士兵耳光如对狗”——往往更具传播力，更容易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留下深刻的负面印象。其次，在流亡渥太华的英国政府和流亡阿尔及尔的法国抵抗委员会内部。

也引发了私下的小范围辩论：继续支持一个被描绘得如此“残暴专制”的政权去对抗德国，是否符合他们所宣称扞卫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这难道和之前帮助兽性大发的日本不是一样吗？？

虽然高层战略家们基于冷酷的现实政治考量，仍倾向于维持有限度的、非公开的暗中援助渠道，但道义上的优越感和宣传上的主动权，无疑已受到相当程度的侵蚀。

然而，约瑟夫·戈培尔所筹划的“真相回声”行动，其最具战略毒性的部分，并非针对西方或中立国舆论，而是旨在渗透、瓦解苏俄控制区内部，特别是前线红军士兵的士气与信念。通过秘密设立在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功率强大的伪装电台。

利用夜晚大气层条件利于远距离传播的时段，以俄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反复播送那些关于后方饥荒、干部特权、虐待士兵以及战争无意义性的故事。

同时，改装后的“天鸢”轰炸机在夜间执行“传单抛撒任务”，将数以万计印有类似内容、配有简单插图的传单，空投到苏军战线后方。此外，通过边境走私网络和策反的中间人，少量印刷精美、内容更具煽动性的小册子也开始在红军士兵中隐秘流传。

尽管苏军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发动了强力反制，斥责这些为“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谣言”、“瓦解军心的毒药”，并加强了阵地上的收音机管控和传单收缴。

但在物资极端匮乏、伤亡持续不断、对家乡亲人境况充满忧虑的士兵群体中，怀疑和不满的种子一旦被撒下，便可能在严寒、疲惫和恐惧的土壤中悄然萌芽。士兵们或许不会公开谈论，但那些耳语和传闻，会在等待进攻的寒冷战壕里、在共同分食一碗稀薄菜汤时、在凝视远方家乡方向的目光中，无声地传播发酵。

次年1月2日，柏林，威廉大街帝国宣传部。

一份来自“东方集团军群”反情报部门的加急简报被送至戈培尔的办公桌。简报摘要提及，在过去一周内，前线部队审讯抓获的十余名苏军逃兵中，超过半数在供词里提到了曾听闻关于“军官吃得饱，士兵饿肚子”或“政委把士兵当牲口”之类的传言，并承认这些传闻“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有时会想为什么而战”。

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些传言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逃亡或抗命，但报告认为，其对士气的“潜在腐蚀作用”和“长期心理影响”“不容忽视”。

戈培尔博士仔细阅读着简报，苍白瘦削的脸上，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近乎艺术家完成一件满意作品时的、冰冷而锐利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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