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津门学徒（2/2）

茶馆的客人越来越多，都是冲着点心来。沈德昌的手艺确实好，点心做得精细，味道正宗。有人吃了一次，第二天又来了，还带了朋友。

“沈师傅，您这手艺，绝了！”常客老赵竖起大拇指，“我在北京吃过正宗的豌豆黄，都没您做的好。”

沈德昌笑笑，没说话。他心里清楚，自己的手艺是宫里练出来的，三十年的功夫，不是吹的。

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到第三天，点心中午就卖光了。沈德昌赶紧又做了一锅，下午接着卖。晚上算账，三天下来，挣了三百文。

他小心地把钱收好。三百文，换成大洋是三毛，不多，但能买很多东西了。他打算初一回家时，给静婉扯块布，给建国买点糖，再买些米面。

初一的前一天晚上，沈德昌几乎一夜没睡。他做了很多点心，准备带回去给静婉尝尝。又去买了布，买了糖，买了米面。东西太多，他找了个大包袱，捆得结实实的。

天还没亮，他就出发了。从天津到廊坊八十里路，他得走一天。包袱很沉，压得肩膀生疼，但他脚步轻快，因为要回家了。

路上，他想起第一次走这条路，是四年前，带着静婉回老家。那时静婉还是个格格，坐在骡车上，好奇地看着外面的田野。现在，她已经是他的妻，是建国的娘，在老家等着他。

太阳升起来了，照着乡间的土路。路两旁的麦子已经抽穗，绿油油的一片，在风里起伏。沈德昌走着，心里盘算着见到静婉要说什么，建国长高了吗？会叫爹了吗？

走累了，就在路边歇歇，喝口水，吃口干粮。然后接着走。八十里路，他从天亮走到天黑，脚上磨出了泡，但他不觉得疼。

傍晚时分，终于看见沈家庄了。村口那棵老槐树，在暮色里像个守夜的老人。沈德昌加快了脚步。

院子里，静婉正在做饭。建国在院里玩，忽然抬起头，指着门口：“爹！”

静婉一愣，转头看去。沈德昌站在门口，背着个大包袱，风尘仆仆，满脸疲惫，却笑得灿烂。

“回来了？”她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过去。

“回来了。”沈德昌放下包袱，一把抱起建国，“儿子，想爹没？”

“想！”建国搂着他的脖子，咯咯笑。

静婉看着父子俩，眼睛发酸。她转身去倒水：“累了吧？洗把脸，吃饭。”

饭桌上，沈德昌把包袱里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花布，糖，米面，还有一包点心。

“尝尝，我做的。”他把点心打开，豌豆黄，芸豆卷，驴打滚，摆了一桌子。

静婉拿起一块豌豆黄，咬了一口。细腻，清甜，入口即化。是她母亲临终前想吃的那个味道。

“好吃。”她说，眼泪掉了下来。

“哭啥？”沈德昌慌了，“不好吃？”

“好吃，”静婉擦擦眼泪，“就是……想起了我娘。”

沈德昌沉默了。他知道静婉想家，想过去的生活。可他给不了她荣华富贵，只能给她一口饱饭，一个安稳的家。

“我在天津站稳脚跟了。”他说，“在茶馆里支了个摊子，生意不错。这个月挣了三百文，都在这儿。”他掏出钱，放在桌上。

静婉看着那些钱，铜板，还有几张毛票。不多，但这是沈德昌走街串巷，烟熏火燎挣来的。

“你留着用，”她说，“开馆子用钱的地方多。”

“我有数。”沈德昌说，“这钱你拿着，扯布做衣裳，买点好的吃。别省着，身体要紧。”

静婉不再推辞，收起了钱。她知道，这是沈德昌的心意。

夜里，建国睡了。两人坐在炕上说话。沈德昌讲天津的见闻：电车，洋楼，穿西装的人，还有茶馆里的各色客人。静婉听着，像听天书。那些世界离她太远，她只关心地里的庄稼，手里的鞋底。

“你呢？这些日子咋过的？”沈德昌问。

静婉轻描淡写：“就那样。纳鞋底，带孩子，做饭。王大娘家的大小子帮着种地，庄稼长得不错。”

她没说手上的血泡，没说腰疼得睡不着，没说夜里想他想到哭。这些苦，她一个人咽下去就行。

沈德昌看着她，这个曾经娇生惯养的格格，现在手上都是茧子，脸上有了风霜。他心里一疼，握住她的手：“苦了你了。”

“不苦。”静婉摇头，“你在外头才苦。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

两人就这么说着，直到夜深。月光从窗纸透进来，照着一家三口。建国睡在中间，小脸红扑扑的。沈德昌和静婉各在一侧，守着孩子，守着这个家。

这是他们第一个分别后的团圆。虽然只有一晚，但足够了。

第二天，沈德昌又要走了。他得赶回天津，初二的生意不能耽误。

静婉给他烙了饼，煮了鸡蛋，装了一壶水。建国抱着他的腿不撒手，哇哇大哭。

“建国乖，爹下个月初一还回来。”沈德昌蹲下，亲了亲儿子，“听娘的话，别淘气。”

静婉抱着孩子，送他到村口。春天的风吹过来，带着麦苗的清香。

“走吧，”她说，“路上小心。”

沈德昌点点头，背上包袱，大步走了。这次他回头了，看见静婉还站在那儿，怀里抱着建国，像一尊雕塑，守着这个家。

他心里一酸，转过头，加快了脚步。得挣钱，得多挣钱，让妻儿过上好日子。

回到天津，沈德昌更拼命了。他增加了点心的种类，又学了天津本地的一些小吃，混着卖。生意越来越好，茶馆掌柜的乐得合不拢嘴，主动提出把分成降到一成五。

“沈师傅，您这手艺，给我这茶馆带了多少客人！”掌柜的说，“以后您就安心在这儿干，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沈德昌道了谢，心里却有自己的打算。在茶馆里干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他想有自己的铺面，真正的“德昌小馆”。

他开始攒钱。每天挣的钱，除了必要的开销，全都攒起来。他算过，按现在的速度，一年就能攒够租铺面的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月初一，沈德昌都准时回家。八十里路，他走了不知多少遍。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春天，他走在开满野花的田埂上，给静婉带天津的绸缎，给建国带拨浪鼓。

夏天，他顶着烈日，汗流浃背，给静婉带痱子粉，给建国带西瓜。

秋天，他踩着落叶，肩上的包袱里是静婉的棉袄料子，建国的虎头鞋。

冬天，他迎着风雪，手脚冻得麻木，怀里揣着给静婉买的手炉，给建国买的糖葫芦。

每次回家，他都看见建国的变化：长高了，会说话了，会跑了，会数数了。静婉也变了，更瘦了，但眼神更坚定了，手上的茧子更厚了。

“你又瘦了。”沈德昌总这么说。

“你也瘦了。”静婉总这么回。

然后两人相视一笑，所有的苦，都在这一笑里消融了。

民国六年，建国三岁了。沈德昌在天津干了一年，攒了些钱。他看中了南市一个小门脸，月租四块大洋，虽然贵，但位置好。他盘算着，租下来，好好装修一下，做真正的“德昌小馆”。

可就在这时，静婉托人捎来口信：她怀孕了。

沈德昌愣住了。又要当爹了？他六十四了，静婉才二十。这个孩子来得意外，却让他欣喜若狂。

他当即决定，租铺面的事缓一缓，钱先留着，给静婉补身子，给孩子做准备。

那个月的初一，沈德昌回家时，带了很多东西：红糖，红枣，桂圆，还有一块上好的棉花料子。

“瞎花钱。”静婉说，可眼里是笑。

“该花的。”沈德昌摸着她的肚子，“几个月了？”

“三个月了。”静婉轻声说，“王大娘说，这胎怀得靠下，可能是个闺女。”

“闺女好，”沈德昌说，“闺女贴心。”

其实他心里盼着是个小子。不是重男轻女，是这世道，闺女太苦。可他没说，怕静婉多想。

夜里，建国睡了。沈德昌和静婉商量以后的事。

“等孩子生了，我就接你们去天津。”沈德昌说，“铺面我都看好了，租下来，咱们一家团聚。”

静婉摇头：“孩子太小，路上折腾不起。再说，天津那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我带着两个孩子，帮不上你，还拖累你。”

“那咋办？”沈德昌皱眉，“总不能老这么分着。”

“再等两年。”静婉说，“等建国大点，能走路了，老二也断了奶，咱们再去。”

沈德昌知道她说得对，可心里不舍。每月见一次，太短了。他想天天看见妻儿，想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听你的。”他说，“不过你得答应我，别太累，该吃吃，该喝喝。钱的事不用愁，有我呢。”

静婉点点头，靠在他肩上。窗外的月光很亮，照着这对夫妻，照着这个家，照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命。

沈德昌在天津更拼命了。他不仅要攒钱租铺面，还要攒钱养两个孩子。他开始接一些私活——去有钱人家做宴席，教徒弟，甚至给西餐厅当顾问。只要有钱挣，他不挑。

他的手艺在天津渐渐有了名气。有人说，南市茶馆有个老御厨，做的点心比北京正宗。一传十，十传百，来买点心的人越来越多，有人甚至从租界特意赶来。

沈德昌的生意好了，钱也攒得快了。到民国六年年底，他已经攒了五十块大洋。够租铺面，够装修，够置办家伙什。

可他没急着租。静婉的肚子越来越大了，随时可能生。他得留足钱，以防万一。

每月初一，他还是准时回家。每次回家，都看见静婉的肚子又大了一圈。建国四岁了，已经知道娘肚子里有小弟弟或小妹妹，总是趴在静婉肚子上听。

“爹，弟弟在动！”建国兴奋地喊。

沈德昌笑着摸摸儿子的头：“你怎么知道是弟弟？”

“就是弟弟！”建国很肯定，“我要带他玩！”

静婉和沈德昌相视一笑。不管男孩女孩，都是他们的宝贝。

民国七年春天，静婉生了。是个男孩，六斤三两，比建国出生时还胖些。沈德昌接到信，连夜赶回廊坊。

见到孩子时，他愣住了。这孩子眼睛特别亮，黑葡萄似的，滴溜溜地转。不像建国小时候，总是睡，总是闷声不响。

“这孩子精神。”接生的王婆婆说，“哭声响亮，眼睛有神，将来准聪明。”

沈德昌抱着孩子，心里软成一汪水。这是他的二儿子，是他六十五岁得的儿子。

“取名了吗？”他问静婉。

静婉靠在炕上，脸色还有些白，但精神很好：“还没，等你回来取。”

沈德昌想了想：“就叫嘉禾吧。生他的时候，院里的嘉禾正好熟了。嘉禾嘉禾，好庄稼，好收成，希望他一辈子吃饱饭。”

“嘉禾……沈嘉禾。”静婉念着，点点头，“好听。”

建国趴在炕边，看着弟弟：“嘉禾，嘉禾，我是哥哥。”

小小的嘉禾好像听懂了，眨了眨眼睛。

沈德昌在家待了三天，照顾静婉坐月子。他炖鸡汤，熬小米粥，洗尿布，忙得脚不沾地。静婉让他歇着，他不肯：“你生孩子受罪了，我伺候你是应该的。”

三天后，他不得不回天津了。生意不能耽误，一家人的嚼谷都指望着他。

走之前，他给静婉留了二十块大洋：“这钱你拿着，想吃啥买啥，别省着。等我攒够了钱，租下铺面，就接你们过去。”

静婉点点头，没说话。她知道，沈德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回到天津，沈德昌像上了发条，更拼命地干活。他不仅要养两个孩子，还要为将来租铺面、接妻儿来天津做准备。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做点心，教徒弟，接私活。累了，就想想静婉和两个孩子，想想那个四间北房、两棵枣树、一口甜水井的家，就有劲了。

每月初一，他还是准时回家。背上背着给静婉的补品，给建国的玩具，给嘉禾的小衣裳。八十里路，他走了三年，从六十二走到六十五，从春天走到冬天，从一个人走到心里装着四个人。

这条路，他还要走下去。走到铺面租下来，走到妻儿接过来，走到一家人团圆，走到孩子们长大成人。

这是他的路，是一个老厨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路。虽然漫长，虽然辛苦，但他走得踏实，走得坚定。

因为路的尽头，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