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上海银潮（三）（1/2）

新的一年来临，

这一年对上海市民来说有一个全新的体验——他们第一次能在报纸上看到未来的天气。

1月1日，徐家汇观象台开始每天在《字林西报》和《申报》上发布天气预报。

可惜，商场、市井中间的暗流涌动没办法写在报纸上，提前预告。

……….

天空像一口发灰的铁锅，倒扣在黄浦江浑浊的江面上。

春风激起一层薄薄的寒雾。

“嗒、嗒、嗒……”

两匹枣红色的马拉着一辆漆黑锃亮的马车，缓缓驶入外滩地界。

这辆车是正宗的英式brougham，全封闭的车厢像个精致的首饰盒，将外界的嘈杂和寒意统统隔绝在外。

车窗上镶嵌的是两大块平板玻璃——单是这两块玻璃，就抵得上苏州河边贫民窟一家人十年的嚼谷。

车厢内温暖如春，

陈阿福倚在深红色的天鹅绒软垫上，手里捏着一只银质的雪茄剪，目光透过玻璃窗，投向窗外那些宏伟的洋行建筑。

坐在他对面的陈安，一只眼罩遮住了昔日的凶险，剩下那只正平静地注视着阿福。

陈阿福忽然笑了，呼出一口烟雾，稍稍掩饰了自己的压力。

面对这个昔日九哥的小尾巴，如今的刑堂大爷，即便是他这个真正的自己人也感觉到些许压力。

“这也是我第一次坐这种全包的车。”

“以前总觉得憋闷，像关在笼子里。可如今才明白，只有坐在这个笼子里，外头那些洋人、大班，才会正眼瞧你。”

他向前探了探身子，用雪茄剪的尖端指了指窗外掠过的一栋宏伟建筑。

“咱们从南往北走。瞧那儿，那就是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

那是一栋红砖结构的三层楼房，门口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马车。

“那是英国人的销金窟，也是他们的紫禁城。里头有全远东最长的吧台，听说有一百英尺长。只要是英国人，不管是在洋行做事的，还是卖鸦片的，下午都要去那儿喝上一杯威士忌。”

陈阿福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弧度，“但那门口的规矩也硬，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哪怕是有身价的，到了门口也得止步。”

陈安的目光扫过那扇紧闭的大门，面无表情。

马车继续向前，

“那是汇丰银行，那是江海关。”

陈阿福的声音变得平缓，“江海关大钟敲响的时候，整个上海滩都得对着表。大清国的关税，七成都要从这扇门里过。

安哥，你说这好笑不好笑？大清的钱袋子，捏在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手里。”

忽然，阿福坐直了身子，

“到了，我要你看的，主要是这个。”

马车在黄埔滩9号（外滩9号）的门前缓缓减速。

这栋三层红砖建筑夹在气势恢宏的洋行中间，乍一看并不突兀，体量甚至有些显小，但若细看，便能感受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气场。

它的北面是老牌美商旗昌洋行的产业，南面紧挨着电报公司。

楼前保留着一片在外滩寸土寸金之地奢侈至极的草坪花园，四周环绕着低矮的白漆木栅栏。

阿福的手指指着楼顶。

灰暗的天空下，两面旗帜被江风扯得笔直，猎猎作响。

“看清楚了吗？”

“左边那面，是大清的黄龙旗。右边那面，红底双鱼，那是招商局的局旗。”

“在这十里洋场，万国建筑群里，这是极少数能正大光明挂中国旗子的地方。轮船招商局，如今中国航运的心脏。”

陈安的眼睛微微眯起，目光锁定了那面双鱼旗。

他伸出手指，在车窗玻璃上点了点，然后抬头看向阿福，眼神询问。

阿福看懂了他的意思，点头道：“对，就是那两条鱼。这栋楼，本来是美国人旗昌洋行的老巢。五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年，招商局砸了整整二百二十万两白银，把旗昌洋行连皮带骨、连楼带船，一口气全吞了！

二百二十万两啊，安哥，那时候整个上海滩都震翻了天。”

他推开车窗的一条缝隙，湿冷的空气瞬间涌入。

“听听，外面的声音。”

花园外，黄包车夫的吆喝声、独轮车轴承干涩的吱呀声、码头苦力沉重的号子声，混合成一股巨大的声浪涌进来。

阿福指着正前方的黄浦江面。江面上，几艘庞大的轮船正喷吐着滚滚黑烟，巨大的明轮拍打着江水，汽笛声震耳欲聋。

“那是江宽轮，那是江亚轮。”

阿福如数家珍，“它们正跟英国的太古、怡和那帮洋鬼子杀得眼红。现在的运价已经跌到了地板上，这是一场不见血的厮杀。洋人想靠烧钱把咱们挤垮，招商局就硬顶着不退。”

他关上窗，车厢内重新恢复了静谧。

“这栋楼里，如今坐镇的是上海滩的两尊菩萨。”

“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阿福念出这两个名字，

“先说唐廷枢，号景星。李中堂对他信任到了极点，评价他事事精明。洋人说他是整个大清官场里，唯一懂西方商业规则，还能按照合同办事的官员。”

“去年年底，为了打破洋煤的垄断，把开平矿务局挖出来的煤运到这儿来，唐廷枢力排众议，在唐山修了条铁路——唐胥铁路。

虽然因为朝廷里那帮老顽固怕惊扰皇陵，一开始只能用骡马拖着火车跑，但这毕竟是中国的第一条标准铁路！煤船联动，北煤南运，手段很硬啊。”

阿福看了看陈安的表情点点头，

“没错，就是杀伐果断。”

“至于另一位，徐润，徐雨之……”

提到徐润，阿福的表情变得有些玩味，甚至带着一丝隐忧。

“如果说唐廷枢是做大事的宰相之才，那徐润就是上海滩最大的赌徒，也是最大的财神爷。他在官面上的级别不如唐廷枢，但在上海的生意圈、钱庄、漕帮、地皮买卖里，徐润咳嗽一声，地皮都要抖三抖。”

阿福叹了口气，指着窗外路边那些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徐润极重乡情。现在的招商局，被人戏称为‘徐家大院’。从中层的买办、账房，到船上的管事、水手，几乎被香山人包圆了。同乡带同乡，亲戚拉亲戚，外省人想插只脚进去？难如登天。”

陈安眉头微皱，两只手紧紧环抱在一起。意思是：抱团？

“对，抱团。死死地抱在一起。”

阿福感叹道，“安哥，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是香山人？为什么不是宁波人，不是徽州人？”

这一问，让车厢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阿福转过头，看着陈安，

“教育，安哥，是教育改变了命数。”

“像你我一样，回头想想，能从那个吃人的甘蔗园走到美国，靠的是九哥带咱们搏命，能从美国回到上海，咱们能帮上九哥的忙，脚踩这上海的泥水，还是靠教育啊。”

“没读这些书，你我都还是泥腿子….”

阿福的声音变得有些感慨，“几十年前，有个叫布朗的美国传教士在澳门——后来去了香港。办了所洋学堂。那时候谁敢送孩子去读洋书？都说是去做汉奸，是去信邪教。”

“可容闳先生去了，唐廷枢去了，黄胜也去了。他们是同班同学。”

阿福闭上眼，仿佛看到了四十年前的那群少年：“当他们还在穿开裆裤、留辫子的时候，他们学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纯正的英语，是算术，是地理，是洋人的礼仪和思维方式。”

“等到1843年上海一开埠，洋人蜂拥而至。那些红顶子的官老爷，还有那些只会算盘的传统商人，见到洋人就像鸭子听雷，只会说‘yes’、‘no’，满嘴滑稽的洋泾浜英语。”

阿福模仿着滑稽的语调比划了两下，随即冷笑一声：“这时候，唐廷枢他们这帮香山人北上了。你想想那个场面——洋人说什么，想干什么，他们都懂。甚至连洋人的法律漏洞，他们都知道怎么钻。”

陈安在薄薄一层雾气的玻璃窗上，写下了一个桥字。

阿福点了点头，

“就是桥！洋人需要懂中国的代理人，朝廷需要懂洋务的操盘手。香山人，就是那座无可替代的桥。他们垄断了买办这个位置，就像掐住了咽喉。”

马车此时正好路过太古洋行那栋灰白色的办公楼。

阿福指着那栋楼：“你看太古，这是洋行里的大佬。可它的总买办是谁？

郑观应，也是香山人！他一边帮洋人赚钱，一边写书写商战。

还有太古以前的世袭买办，莫家，莫仕扬、莫藻泉、莫干生，祖孙三代，垄断太古买办六十多年….”

“他们通过广肇会馆互相提携，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网。

唐廷枢在怡和做买办时，就把弟弟唐廷植拉进去接班。徐润在宝顺洋行发迹，回头就带出了一帮徐家子弟。”

说到这里，阿福的声音低了下来，

“这就是咱们现在身处的江湖，安哥。不是刀光剑影，是银子铺的路，是洋文筑的墙。这帮香山人，北上抱团几十年，如今已成上海，乃至商界的坐地虎。”

马车驶过了外滩最繁华的地段，前方是苏州河的乍浦路桥。

阿福靠回椅背，整个人显得有些疲惫，

“安哥，我今天带你走这一遭，不是为了看风景。我想告诉你，这大上海看似是洋人的天下，但这地皮底下盘根错节的根，早就被这帮商人，买办抓得死死的。

我不知道九爷给你安排了什么任务，我只是想提醒你，这里的人，已经霸市辉煌了几十年。”

“咱们，才是两脚悬空的外来户。”

“春发杀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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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缓慢停下，前方的路口稍微有些拥堵。

透过车窗，正好可以看到一家银行的门口。

一个穿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帽的中年华人，正站在银行高高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叠票据，对着几个点头哈腰的洋人职员指手画脚。

那几个洋人不仅不生气，反而一脸赔笑。

阿福顺着陈安的手指看去，轻笑了一声，

“安哥，你看那个中国人，是不是觉得他比洋人主子还像主子？”

陈安点点头。

“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所谓买办。”

“洋人叫他们‘prador’。这词儿最早是葡萄牙语，本意就是‘采办’，是负责给家里买柴米油盐的大管家。”

阿福收敛了笑容，眉眼有些不屑，

“不过他们在这，可不是管家或者翻译，这帮人为什么能从奴才爬到如今这个呼风唤雨的位置，这里头有他们捏着的命门。”

“早些年，这些洋人漂洋过海来到大清，两眼一抹黑。他们不懂大清律例，不懂官场的弯弯绕，更不懂各地商帮的那些潜移默化的规矩。

他们带来的货物——鸦片、棉布、五金，想要卖到内地去，谁来分销？华商要把丝绸、茶叶卖给他们，谁来收购？”

阿福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洋人离不开买办。买办就是洋人的眼、洋人的嘴，还是洋人的拐杖。没有这根拐杖，洋人在上海滩寸步难行，连个搬运工都雇不到。”

紧接着，阿福在窗户上写了一个字，

“最狠的，是这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