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迅速腐化的国党（2/2）

在全球经济维度，作为历史下游而来的他精准捕捉到1929年大萧条前后的市场机遇：大萧条爆发前，欧美金融市场处于虚假繁荣期，股市、债市等金融产品价格飙升，徐渊通过提前布局高潜力金融标的、参与跨国资本运作，快速积累了巨额现金流；大萧条爆发后，欧美各国工业体系遭受重创，大量轻重工业设施（如纺织机械、钢铁冶炼设备、发电装置等）因企业破产、产能过剩而价格暴跌，部分设备价格甚至仅为危机前的三至五成。徐渊抓住这一“资产抄底”窗口期，通过海外代理机构批量收购优质设备，同时依托此前积累的金融资本，以低价获取设备运输、技术专利授权等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了产业落地的初始成本。

在国内战略维度，他也敏锐洞察到1930年代初东部沿海地区的潜在战争风险——随着日本侵华野心日益暴露，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工业重镇随时可能陷入战火。为此，他摒弃了当时多数民族资本家“固守沿海”的惯性思维，将新产业的核心布局指向四川、云南、陕西等未来抗战大后方：这些区域不仅远离沿海前线，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四川的煤铁、云南的锡矿）与农业基础，能为工业生产提供稳定原料供给；同时，后方地区当时工业基础薄弱，竞争压力小，且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对迁入的民族工业提供了土地减免、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进一步降低了产业落地的政策成本。这种“提前布局后方”的决策，既规避了战争对产业的直接冲击，也为后续抗战时期的物资生产预留了战略空间。

徐渊的资源转移并非零散搬运，而是围绕“资产-人力-技术”三位一体的体系化运作，确保新产业在后方能快速落地并形成产能。

徐明远传承的家族“祖业”，是徐渊新产业规划的核心资本基石，其涵盖的并非单一产业，而是一套完整的“资本+实业”体系。在资本端，“祖业”积累了数十年的家族储蓄、商铺租金、海外贸易利润等稳定现金流，这些资金不仅为徐渊收购欧美工业设备、在后方购置土地厂房提供了直接支撑，也为新产业初期的研发、生产周转提供了资金安全垫；在实业端，“祖业”包含上海、南京等地的纺织厂、机器修理厂、仓储码头等实体资产，徐渊并非将这些资产直接变卖，而是通过“资产置换”与“产能迁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整合——一方面，将沿海地区部分非核心资产（如位于市区的老旧商铺）出售，换取更多流动资金；另一方面，将核心实业的关键设备（如纺织厂的精密纺纱机、机器修理厂的车床）拆解、打包，通过内河航运与陆路运输，分批转移至后方新厂区，同时保留沿海实业的少量产能作为“信息窗口”，实时对接欧美市场的技术动态与原料价格。这种“保留核心、剥离非核心”的资产转移策略，既确保了家族既有产业根基不被动摇，又为后方新产业注入了成熟的生产能力。

在人力与技术转移上，徐渊的操作极具前瞻性——他此前在上海、杭州、武汉等东部大城市，以“私人实验室”“技术顾问团”“子弟学堂定向培养”等隐蔽形式，储备了一批核心人才，这些人才在此前从未公开关联徐氏家族产业，直至转移时才正式纳入体系。这批人才涵盖多个关键领域：既有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工程师（精通机械设计、电力系统、化工生产等），也有在沿海外资工厂工作数十年的技术工人（熟悉进口设备操作与维修），还有擅长企业管理、成本核算的实业人才。

为确保人才顺利转移，徐渊采取了“分批次、保安全”的策略：优先转移核心技术人员与家属，通过“商务考察”“技术支援”等名义，以火车、轮船结合陆路的方式，避开日军监控严密的交通线；为打消人才顾虑，他不仅承诺为转移人员提供高于沿海地区30%的薪资待遇，还在后方提前建设了员工宿舍、子弟学校、医院等生活配套设施，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同时，针对技术转移，他要求每一位技术人员携带核心技术资料（如设备图纸、生产工艺流程、原料配比公式等），并在转移过程中安排专人保管，避免技术泄露或丢失。这批人才与技术的迁入，直接破解了抗战大后方工业“有设备无技术、有厂房无人才”的困境，使得从欧美收购的工业设备能快速安装调试、投入生产，为新产业的规模化运作提供了关键支撑。

先不提对于产业的安排，在降临国术时空的徐渊看来，1926年北伐战争伊始，国民党麾下的革命军还带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锐气，官兵同吃同住，纪律严明，曾因保护百姓财产、废除苛捐杂税赢得民间拥护。可短短六年过去，尤其是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这支曾的“革命队伍”迅速被权力与利益腐蚀，沦为少数人谋私的工具。

在基层，不少北伐时期的革命军人摇身一变成为地方“土皇帝”。他们以“剿匪”“维持治安”为名，巧取豪夺百姓财产——湖北某县的驻军连长，借口农户“通匪”，强行霸占其良田与商铺；安徽乡下的保安团，更是将赋税层层加码，原本每亩两元的粮税，被私自加到五元，若有百姓反抗，便以“抗税通共”的罪名逮捕关押，百姓敢怒不敢言。这些曾扛着“革命大旗”的军人，早已忘了当初“为人民谋幸福”的口号，只剩对权力与财富的贪婪。

在中层，国府官员与地方土豪劣绅勾结的闹剧更是随处可见。1930年的江苏无锡，当地县长为修建“县政府办公楼”，与地主劣绅合谋，以“公益征地”为名，低价强征农民的耕地，每亩仅补偿三斗米，而地主则从中抽取“中介费”，官员则将部分土地变卖，中饱私囊。更甚者，在浙江杭州，税务官员与绸缎商勾结，对本地小商户苛征重税，却为富商提供“免税名额”，导致大量小商户破产，而官员与富商则坐享其成。这种官绅勾结，不仅压榨了底层百姓，更让国民党政权失去了民间的信任。

在高层，派系争斗更是愈演愈烈，全然不顾国难当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已侵占东北，国家面临亡国危机，可国民党内部的“蒋派”“汪派”“胡派”仍在为争夺中央权力明争暗斗——汪精卫联合地方军阀通电反蒋，蒋介石则调动兵力“平叛”，双方在江西、湖南等地爆发冲突，军费开支激增，全然不顾东北的抗战士兵缺衣少粮。这种“宁要权力，不要国家”的自私行径，让国民党的“革命底色”彻底褪去，沦为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