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内部反响（1/2）

1935年4月23日夜，重庆中兴路徐氏实业会馆外。

嘉陵江的雾比往常更稠，像揉碎的蜀锦浸了江水，沉沉压在中兴路的青石板上。夜色刚漫过戌时三刻，二楼会议室的灯次第熄灭，穿棉袍、着西装的人影陆续下楼——徐渊主持的“徐氏实业新布局”会议刚散，4月的重庆还带着春寒，江风卷着码头力夫的号子余音，在巷口打了个旋就散了。

另外一个视角下的徐氏实业经理团各位骨干们同样心思百转。

何茂才走在最前，手里攥着块揉得发皱的棉纱样品——那是今早刚从北碚新厂送来的，经纬间还带着蜀地潮湿的霉味。他今年五十四，原是上海徐家纺织厂的大掌柜，跟着老东家徐明远很长时间，继续为徐渊服务也超过了10年，花白的鬓角沾了雾珠，每走一步都要扶着墙根（重庆的坡路陡，他去年冬天摔过一跤，腿还不利索）。

“东家今儿个把‘继续转移设备、联络抗日武装’的调子定死了，”他压着嗓子开口，声音被雾裹得发闷，“北碚的纺织厂刚开了三台新织机，就要抽两台去改纺粗布——粗布利薄，还要垫钱买川南的煤，这不是把银子往水里扔？”

身侧的李恭俭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玳瑁眼镜，指尖还在袖管里比画着算盘珠——他刚在会上核过账，徐氏实业明显上的银元储备，够撑三个月原料采购，若按徐渊的计划追加设备改造等等，月底就要向重庆票号拆借。“茂才兄，我更愁的是银元。”他往巷口望了眼，确认没有外人，才低声道，“上个月华北那边乱起来，上海的银元往重庆涌，市价跌了一成；东家还要拨钱给赵琛，让他去北平联络辅仁大学的教授——咱是做实业的，掺和这些‘读书人的事’，怕引火烧身啊。”

贺明搓着冻得发红的手背，后勤仓库的樟脑味还粘在袖口。他负责徐氏所有仓储，重庆的仓库多在江边，春天返潮，昨天刚发现两垛棉纱生了霉。“后勤这边顶不住。”他叹了口气，“东家要腾南岸的旧仓库存机器零件，可那仓库的木梁被白蚁蛀了，修要雇木匠，买木料得去綦江，路上要过军阀的卡子——每过一道，都要留‘买路钱’。”

闫涛扛着个油布包，里面是水路运输账册，裤脚沾了江边的泥——他下午刚从朝天门码头回来，从上海运的织机零件，在宜昌被当地帮会扣了，好说歹说才用两匹细布赎出来。“物流线是真的险。”他闷声道，“不是怕日本人——现在日本人还在华北闹——是怕川内的各路势力。上回运棉花，在泸州被川军一个团拦了，说要‘征军用’，最后赔了五箱洋布才放行。东家要把物流往川北扩，那边更乱，怕是要折本。”

四人走到路口的“老四川茶馆”外，里面传来评书先生讲“华北局势”的声音，字正腔圆。何茂才停下脚步，把棉纱样品塞进怀里，望着会馆方向的灯火，花白的眉毛拧成一团，却慢慢直了直腰：“咱跟着老东家在上海办厂时，就认‘东家定的事，砸锅卖铁也得办’。少东家比老东家心更野，可他去年在重庆把被烧的纱厂重建起来时，咱就知道他不糊涂。担忧归担忧，明儿一早，我亲自去北碚盯设备改造，绝不误了工期。”

李恭俭三人相视一眼，都重重点头。雾里，四个老伙计的身影挨得更近，脚步踩在湿滑的石板上，发出“咯吱”的轻响，沉却扎实。

与何茂才等人分道后，汉斯·穆勒沿着领事巷往住处走。他加穿一件深灰色羊毛大衣，是柏林带来的旧款，下摆扫过青石板时，带起细碎的水珠。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很沉，手里的公文包里，装着徐渊让他拟的“中德商社合作草案”——徐渊想通过他，从汉堡进口一批精密机床，避开国内的设备封锁。

1935年的重庆，领事巷还住着不少外籍商人，德侨尤其多——毕竟此时中德军事、商业合作正密，街头偶尔能看到穿德国军装的顾问走过。汉斯踢开路边一块松动的石子，用德语低声自语：“der junge hat mehr vision als sein vater（这年轻人比他父亲更有远见）。”

十年前他初见徐渊，是在上海徐家的洋楼里，年轻人刚从美国回来参加他父母徐明远夫妇的葬礼，不久就拿着一份“实业西迁计划书”找他咨询法律风险，语气里带着学生气的谨慎；如今在重庆的会议室里，徐渊只用一支白粉笔，在黑板上画完“原料-生产-运输”的闭环图，就把“联络川内矿场、对接西北商路”的计划拍了板——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提“时局动荡”的借口，那份对实业脉络的掌控力，比他父亲徐明远当年在十里洋场“以棉换钢”时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