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我要去中纪委实名举报（1/2）

杜铭知道，仅凭一纸“天价罚单”的请示，最多只能让何海峰和刘泽浩难受一阵，如同隔靴搔痒，难以真正触及根本。

他需要的是快刀斩乱麻，是借势压人，是让这件事迅速有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了断。大明朝的御史言官想要扳倒权臣，光靠风闻奏事是不够的，还需懂得如何借皇帝之势，如何串联造势。

于是，在文件送达各方，估计已经发酵得差不多之后，他谁也没通知，独自一人，悄然来到了县纪委大楼。

县纪委书记张恩平，是个不苟言笑着称的老纪检。

他的办公室非常朴素，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味，那是陈旧卷宗纸张特有的微涩、文件柜里樟脑丸挥发出的淡淡刺激性气味，以及激光打印机墨粉受热后残留的微弱焦糊味的混合体。

这种味道，与他记忆中大明翰林院藏书库和都察院档案房的气息竟有几分奇异的相似，那是一种属于规则、法度、案牍和秘密的味道，让他这个曾经的阁老感到一种陌生又熟悉的“亲切”。

对于杜铭的突然到访，张恩平有些意外，但还是客气地请他坐下。

“杜铭同志，听说你最近在老庙山搞出了很大动静？”张恩平开门见山，目光锐利如刀，似乎能看透人心。

杜铭神色未有丝毫波动。他历经嘉靖朝几十年风云，严嵩的阴鸷、徐阶的隐忍、高拱的骄横，哪个不比眼前这位县纪委书记的威压更令人窒息？他早已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本事。

他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已显得既尊重又不卑微，这才开口：

“张书记，您言重了。并非我杜铭刻意要在老庙山搞什么‘动静’。”

他轻轻摇头，语气带着一种实事求是的诚恳，“而是老庙山沉积多年的一些歪风邪气、陈疴旧疾，已经到了病入膏肓、非用猛药不可的程度。这些顽疾严重侵蚀了组织肌体的健康，涣散了干部队伍的人心，阻碍了任何试图开展的工作。可以说，已经到了退无可退、不得不彻底整治、刮骨疗毒的时候了。”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让“刮骨疗毒”这四个字在空气中沉淀出它的分量，然后才继续往下说，并将自已的来访提升到了组织对组织的正式层面：

“正因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绝非我个人或管委会班子能独立解决，所以，我这次前来，并非以个人名义，而是代表老庙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党支部全体成员，正式、严肃地向县纪委，向您张书记，反映情况，并恳请上级纪委介入监督、执纪问责！

我们需要纪委的尚方宝剑，为我们扫清障碍，为我们基层党组织的健康发展、为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保驾护航！”

说着，他俯身打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动作不疾不徐。他从包里取出两份文件。一份是那份已然在县城掀起轩然大波的《关于严格整顿老庙山管委会工作纪律暨清理在编不在岗人员的请示报告》。

另一份，则是他吩咐小林，调动了管委会所有能调动的档案和财务凭证，熬了几个通宵，整理汇编出来的、更加详实确凿的附件材料。

这叠附件材料相当有厚度，纸张边缘因为反复翻阅甚至有些毛糙。上面用清晰的表格形式，罗列了包括何东阳、邵长庆在内的二十二名长期“吃空饷”人员的详细名单、入编依据和时间、从未有记录的门禁考勤数据截图、以及历年来工资津贴、各类补贴违规发放的银行流水明细打印件，每一笔都标注了时间、金额和发放依据的文号。

这些冰冷的数字和记录，像一把把无声的匕首，直指问题的核心。

杜铭将这叠沉甸甸的材料，双手拿起，然后轻轻放在了张恩平的办公桌面上，正好位于两人视线中间的位置。

“张书记，所有的基本情况、详细数据和证据链条都在这里了，白纸黑字，数据确凿，每一笔都经得起反复核查。”杜铭的声音不高，却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份量，他开始将问题引向更深、更敏感的层面：

“尤其需要向纪委重点说明的是，在这些长期占编不在岗、蚕食国家财政资金的人员中，县人大主任何海峰同志的亲侄子何东阳，县长刘泽浩同志的小舅子邵长庆，情况尤为突出，性质尤为恶劣！他们自进入管委会编制以来，从未履行过任何一天的工作职责，从未参与过任何一项具体业务，却能按月足额，甚至超额领取所有工资津贴，时间长达数年之久！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懒政怠政问题，而是典型的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亲属谋取私利，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其影响之恶劣，不仅彻底带坏了老庙山单位的内部风气，形成了‘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捣乱的不如根本不来’的逆淘汰现象，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老庙山群众心中的形象与公信力！”

他的语气变得愈发斩钉截铁，目光灼灼地看着张恩平：

“我们管委会党支部，虽然基于客观事实和相关规定，提出了初步的处理建议，但您身处其位，比我更清楚，此事一旦涉及县主要领导的直系亲属，其背后可能遇到的阻力、干扰和无形压力将非同一般。

我深感忧虑，如果仅仅依靠我们管委会自身的力量，如果没有县纪委的强力介入和监督执纪，这件事极有可能在各种‘需要协调’、‘需要研究’、‘需要慎重处理’的冠冕堂皇的托词下被不断拖延、淡化，最终难免走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结局！”

说到此处，杜铭的声音里注入了一种沉痛甚至是悲愤的情绪：

“若果真如此，张书记，我想请问，政府的公信力将何在？党纪的严肃性将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原则又将何在？届时，我们这些还在岗位上坚持的同志，又将如何面对老庙山的干部群众？如何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可以拥有免于规则约束的特权？”

他这一连串的反问，如同重锤，一下下敲在张恩平的心上。不再是简单的汇报情况，而是上升到了政治原则和执政根基的高度。

张恩平始终一言不发，脸色却越来越凝重，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他伸出略显干瘦的手指，翻动着那叠厚厚的材料。他的目光锐利，快速扫过那些名字、日期、金额。越看，他的眉头皱得越紧，几乎拧成了一个“川”字。手指无意识地在某个惊人的年度累计金额上敲击着。

他干纪检工作二十多年，从普通科员到书记，基层单位各种形式的“吃空饷”情况，他并非第一次见到，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有些司空见惯。

通常的模式都是民不举、官不究，即便有人反映，也多是遮遮掩掩，处理起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往往是调离、提前退休或者象征性退点钱了事。

但像眼前这样，规模如此之大，时间如此之长，证据如此清晰完整，尤其是举报者态度如此决绝、手段如此直接、并且一上来就精准地把火烧到两位县里实权派人物亲属身上的，他张恩平职业生涯中，绝对是破天荒头一遭！

这杜铭，哪里是来反映情况请求支持的？这分明是抱着一捆已然点燃引信、咝咝作响的炸药包，直接冲进了他纪委的办公室，要把他张恩平乃至整个南安官场都架到火上去烤！

他放下材料，手指无意识地、更快地敲击着桌面，发出“笃笃”的轻响，显示出内心的极度不平静。他需要时间消化这巨大的信息量和其中蕴含的爆炸性风险。

官场的本能和几十年形成的思维定式，让他首先想到的是平衡、稳妥和“大局”。他抬起眼，目光复杂地看向杜铭，语气放缓，带着一种长辈式的、试图“规劝”和“息事宁人”的意味：

“杜主任啊，”他尽量让自已的声音听起来语重心长，“你的心情我理解，你反映的这些问题，嗯……确实客观存在，一些情况也比较……突出。你的出发点也是好的，是为了工作，为了单位的风气。”

他先定了调子，表示认可杜铭的“动机”，这是安抚，也是为后面的“但是”做铺垫。

“但是——”这个转折词一出，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变得更加凝重，这才是他真正想说的重点，“处理干部的问题，历来就需要讲究策略和方法，更何况这次涉及到的，还是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这里面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你想过没有？”

他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杜铭的反应，见对方依然平静，便继续深入他的“道理”：

“我们不能不考虑社会影响啊，杜主任。事情一旦彻底闹开，舆论会怎么看我们南安县？上级领导会怎么看我们班子的团结和掌控力？会不会引发不必要的震荡？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南安官场一团乱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站在全局高度，慎重权衡的。”

“再者说了，”他试图换一种更“推心置腹”的语气，“何主任、刘县长毕竟都是县里的主要领导，平时工作也需要他们的支持和配合。有时候，疾风骤雨式的处理，未必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反而可能激化矛盾，不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是不是更好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先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私下里沟通、协调一下？我相信，只要我们把情况说清楚，把利害关系讲明白，何主任和刘县长都是通情达理的老同志，肯定会约束好自己的亲属，该退的钱退出来，该检讨的做检讨，未必不能找到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能维护团结、保持稳定的更稳妥的办法？”

他身体向后靠了靠，做出了结论性的姿态：“你这样直接形成正式报告，提出这么严厉的处理建议，等于是把事情彻底摆到了台面上，没有了回旋余地，硬碰硬，对工作、对单位的形象、对个人今后的发展，恐怕……都不太好吧？杜主任，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