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0章 学脉之争（1/2）

行政讼案审议处的牌子在南京刑部衙门的侧院勉强挂上，其未来的运作仍充满了未知。然而，新旧制度碰撞的战场，从未局限于朝堂与官衙。当丁银之变触及赋税根基，法司之衡动摇权力结构时，一场关乎文明根脉与未来方向的风暴，已然在大明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以及格物院与传统书院之间，骤然爆发。这便是“科举改革”的延伸与深化，核心在于“官学正统”之争与“算学、格物”能否纳入核心经义体系。

事起于议会教育委员会一份名为《振兴官学、广纳实学疏》的议案。该议案由委员，那位以博闻强识、思想开明着称的致仕翰林编修黄宗羲主导起草。议案的核心有两点：其一，建议在南京国子监等官方最高学府，正式设立“格物”、“算学”、“舆地”（地理）专科，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并列，其优异者可由学官推荐，经考核后，享有与科举正途出身者同等的任官资格；其二，要求各州县官学逐步引入这些“实学”内容，并调整科举考试中策论部分的评分标准，加大对时务、算理、格物知识应用的考量比重。

此疏一经在议会提出，便如同点燃了火药桶。此前科举改革允许女子参考、增设格物科目，虽引起波澜，但尚未直接冲击官学体系的核心课程设置。如今，黄宗羲等人欲将“奇技淫巧”之学抬升至与圣贤经典并立的高度，这无疑是对延续千年的儒学教育体系和“学而优则仕”正途的彻底颠覆。

国子监祭酒，理学名臣汤斌闻讯，当即勃然变色。他连夜召集监内博士、助教，以及南京城内诸多有名的大儒、书院山长，在国子监彝伦堂举行集会。

“诸位！黄梨洲（黄宗羲号）等人，其心可诛！”汤斌须发皆张，痛心疾首，“圣贤之道，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经史子集，乃学问之汪洋，取之不竭！今有人欲将工匠之术、商贾之算，乃至勘探山川的舆地杂学，与孔孟之道并列于国子监，此非混淆视听，败坏学术为何？！若使此辈得逞，则天下学子将不再皓首穷经，转而追逐末流小技，道德文章谁人继承？礼义廉耻何以彰显？此乃断送我大明文脉，毁弃华夏道统之祸端！”

他的言论，立刻得到了在场几乎所有传统儒者的强烈共鸣。一位东林书院的后继者高声附和：“汤公所言极是！学问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格物算学，纵有小用，终是末节，岂能与修身为本之经义相提并论？此议若行，则本末倒置，天下学问必将大乱！”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守俊再次精准地抓住了这个攻击革新派的绝佳机会。他联合多名御史，上奏皇帝，言辞恳切却又暗藏杀机：

“陛下！国子监乃教化之根本，人才之渊薮，其所传授，关乎国运兴衰，世道人心！今议会有人妄图变更祖制，淆乱学统，其危害更甚于赋税、司法之变革！若使实学滥竽于官学，则异端邪说必将蜂起，士子之心将无所依归。长此以往，臣恐朝堂之上，尽是不知忠孝节义、只懂奇技巧淫之徒，国将不国矣！伏请陛下乾纲独断，明诏驳斥此议，以正学风，以安天下士林之心！”

他们的反对，不仅源于对自身学术话语权和教育主导权可能丧失的恐惧，更深层次的是对一整套维系了千年社会秩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面临挑战的恐慌。这已非简单的利益之争，而是道统之争，是“何种知识才有价值”、“何种人才堪为国家栋梁”的根本性分歧。

议会内部，争论之激烈，远超此前任何一次。支持黄宗羲的议员，多以江南新兴工商业阶层代表和部分思想开明的年轻官员为主。他们引证王贞仪以格物之学在科举中脱颖而出、徐光启早年学习西学亦不失为一代名臣的例子，力陈“实学”对于富国强兵、解决实际问题的紧迫性。

“空谈道德文章，可能治河？可能理财？可能强兵？”一位来自松江府的议员质问道，“当今之世，西学东渐，海外诸国凭船坚炮利已横行海上！我大明若仍固守章句，鄙薄实学，他日必受制于人！国子监纳实学，非是废弃经史，乃是补其不足，使学问更切于实用，使人才更合于时需！”

然而，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保守派，许多中间派官员也对此深感忧虑。他们担心骤然变革会导致士林分裂，学子无所适从，甚至可能动摇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

皇帝朱由校再次陷入深沉的矛盾。他欣赏王贞仪之才，也知格物之有用，但“道统”二字，重如泰山。他既希望培养出能办实事的人才，又绝不愿看到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受到威胁，进而影响皇权赖以存在的思想根基。他的沉默，让这场学争更加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