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需要体面(1/2)
二来,如此重大的决策,绝不能由他这少年天子独自在西苑拍板定案。
在他有意无意的引导下,朝廷内外已逐渐形成“凡军国大事,陛下必与辅臣商议”的政治默契。
这种来之不易的互信氛围,他不想轻易破坏。
张宏闻言,却面露难色,轻声提醒道:“万岁爷,弘农王与会稽王皆于去岁冬薨逝,
今日,高阁老正与驸马都尉许大人,代陛下前往各殿庙行丧礼……”
朱翊钧“哦”了一声,这才想起确有此事。
亲郡王去世,按制需辍朝并遣使祭奠。
虽然两位王爷并非同日去世,但为省繁文缛节,便将祭礼凑在了一处。
一番忙碌下来,高仪今日怕是分身乏术了。
“那就先请元辅过来吧。”朱翊钧摆了摆手。
辍朝期间,阁臣仍需在内阁值守,张居正此刻定然在内阁值房。
由于内阁衙署距离西苑较远,朱翊钧此前特意恩准几位阁老在紫禁城内乘坐肩舆往来。
所谓“每到传宣陪燕侍,东华门里赐肩舆”,虽是历代帝王邀买臣心的惯用手段,却也因其效果显着而经久不衰。
正旦大典时,唯有张居正、高仪、吕调阳、杨博四位阁臣获此殊荣。
虽四人皆上疏谦辞,但每逢奉召入西苑,那肩舆却坐得稳稳当当。
朱翊钧更是贴心,命人在四位阁老的肩舆上分别刻了“柱国”、“师保”、“辅政”、“硕德”字样,以免混淆。
其他官员见此,无不艳羡,私下常言“憾而不能得一字”。
约莫半个时辰后,张居正乘着那顶刻有“柱国”二字的肩舆,匆匆赶至西苑。
朱翊钧并未在万寿宫召见,而是算准时间,换了常服,移驾至乾明门外的承光殿。
此处原名仪天殿,成祖修缮后改名承光,取“承续光明”之意。
殿内原先供奉的佛像已被朱翊钧陆陆续续迁出,如今成了他召见亲近外臣的场所。
张居正已在殿外廊下静候,见皇帝驾到,连忙上前躬身行礼:“臣张居正,参见陛下。”
朱翊钧快走几步,亲手扶住他的臂弯,语气亲切:“元辅不必多礼。快请起。”
他自然而然地携着张居正的手,一同步入殿内,边走边关切地问:“令尊大人的身体,近日可好些了?”
这是君臣间例行的寒暄,也是拉近关系的有效方式。
张居正微微落后半步,答道:“劳陛下挂心。
家严乃是肺腑旧疾,郎中看了,只说需好生将养,待过了这冬寒时节,或可舒缓些。”
朱翊钧闻言,心中不由一动,忍不住侧目看了张居正一眼。
“旧疾”往往意味着慢性病,在这个时代几乎无药可根治。
他暗自思忖,张居正的父亲年事已高,若一旦……按照礼制,张居正必须丁忧回乡守制二十七个月。
眼下朝局正值推行新政的关键时刻,他可离不开这位能镇住场面的首辅。
此事需得未雨绸缪,或许应在下一个冬天来临前,寻个由头,
给张父、高仪这些老臣的宅邸赏赐些银两,让他们修建几间保暖的“暖房”,也算一份恩典。
两人步入殿中,朱翊钧赐座,随即示意张宏将海瑞的密奏递给张居正。
他缓缓在御案后坐下,看着张居正展开奏报,口中同步简述着要点:“李春芳的意思,是希望中枢这边能够高抬贵手。”
“他和站在他身后的那些人,愿意交出几个鼓噪谋逆的为首者,放手盐政、出让部分江南粮税的控制权,还有三成的茶课收入……”
说到这里,朱翊钧顿了顿,语气带着几分哭笑不得的无奈,“以及……他请求将孙女送入宫中。”
张居正一边听着皇帝的话,一边目光敏锐地扫过奏报上的文字。
他没有立刻回应皇帝的话,反而眉头微蹙,指出了程序问题:
“陛下,此类奏报抵达通政司后,理应先誊抄副件送交内阁票拟,为何直接送进了司礼监?”
尽管他对皇帝目前的成长颇为满意,但涉及内阁职权和朝廷规制,他必须据理力争。
这无关个人好恶,而是身处其位,必须维护的体制尊严。
朱翊钧连忙解释道:“是通政使何永庆办事不力,朕已训诫过他了。元辅且先看内容,程序之事容后再议。”
他轻描淡写地将责任推给了通政司,无论如何,面上总要维持流程的严肃性。
张居正闻言,点了点头,不再纠缠。
他点出此事,意在表明态度,维护常规流程。
毕竟奏报内容确实敏感,有所变通也属常情,关键在于皇帝并未隐瞒他这位首辅。
快速浏览完奏报,张居正将其合上,沉思片刻,才谨慎地开口:“李春芳所提诸事,陛下……已有圣断?”
他需要先弄清楚,皇帝是希望内阁完全配合执行,还是真心想听取他的意见,不同的情况,他的回应策略自然不同。
朱翊钧摇了摇头,姿态放得很低:“朕于政事阅历尚浅,正要请教元辅高见。
不过……此番南下,能取得如此战果,朕以为,或可见好就收,鸣金收兵了。”
目前的情况是,朝廷展示了强硬态度和决心,南直隶的部分势力也做出了让步。
但若指望对方就此全面屈服,引颈就戮,那是不现实的。
若此次谈判破裂,后续局面恐难以收拾。
至今为止,南直隶的反击还算克制,未到鱼死网破的地步。
倘若真的撕破脸,漕粮断绝、倭寇再起、士绅鼓动民变杀官……种种可能,绝非虚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朝中的南直隶籍官员,或南直隶本地的那些高官显贵本身代表了南直隶,
而是基于当地士、农、工、商各阶层广泛的利益诉求,才孕育并支撑了这些“代言人”。
根基在于那些数量庞大的商人、地主、自耕农、胥吏乃至中低层官员。
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广泛的诉求,那些身处高位者才能“代表”一方。
并非将为首者赶尽杀绝,南直隶就能太平。
就如同唐代的河北,即便擒杀了安禄山,其基于地域和利益的诉求仍在,仍会推出新的代言人,动荡数十年。
倘若朱翊钧此刻狠下心,将南直隶的头面人物清洗一遍,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摧毁当地的经济基础,导致天下动荡。
因此,既然这些“代言人”愿意低头谈判,就该抓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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