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真金淬火（1/2）

念念任教的是一所师范附中，这次是师范大学的校长请柳映雪去讲话，地点在大学礼堂，针对的是大学生们。她到时，台下坐满了年轻的面孔。大多是女生，梳着这个时代流行的齐耳短发或马尾辫，穿着朴素的衬衫、长裤或裙子，眼睛里闪烁着好奇、期待，还有属于八十年代大学生特有的那种渴望了解世界的明亮光芒。

柳映雪坐在后台，能透过幕布的缝隙看到台下。她的手心微微出汗，不是紧张，而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涌动。念念轻轻握住母亲的手：“妈，就跟平时聊天一样。想到什么说什么。”

“我知道。”柳映雪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念念特意为她准备的深蓝色西装外套的衣领。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衫，简洁大方。念念说这样既正式又不失亲和。

主持人——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教师走上台：“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柳映雪同志。柳映雪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经历过抗战、解放战争，是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她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作为女性在旧社会冲破束缚、在新社会自立自强的历程，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尤其是女同学，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柳映雪同志！”

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柳映雪稳步走上台，站在讲台后。礼堂的灯光有些晃眼，她微微眯了眯眼，然后看清了台下那些年轻的脸。

“同学们好。”她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出去，清晰，平稳，带着这个年纪女性特有的温和与力度，“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的一些经历。但今天坐在这里，我更愿意以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一个母亲、一个祖母的身份，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体会。”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我出生在1930年山东的一个小村庄，母亲是一位革命军人，当时是在一个战场上生下了我们姊弟三人，之后就牺牲了。我们姊弟三人分别被三个家庭抱养，父亲直到解放后才找到两个弟弟，我是77年才被找到。如果按照旧社会的轨迹，我的人生大概会是：十四五岁订婚，十七八岁出嫁，从此伺候公婆、生儿育女，围着灶台和田地转一辈子。能不能过得好，全看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遇到了什么样的婆家。”

台下安静下来。

“但我赶上了一个巨变的时代。”柳映雪的声音里多了些力量，“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时代的大潮推着每个人往前走。对我来说，最关键的一步，是在新婚姻法颁布后，通过法律途径结束了一段不幸的婚姻。”

她没有提李建业的名字，没有描述那些具体的伤害和背叛，只是平静地说：“那时候很多人劝我：女人离婚多丢人，忍一忍就过去了，好歹有个家。但我想的是：如果一个家带给你的只有痛苦和屈辱，为什么要忍？新社会给了妇女法律上的平等，如果我们自己不敢用，那这平等就只是一纸空文。”

台下有几个女生用力点头。

“离婚后，我去了北疆，在那里工作、学习、成了家。”柳映雪的语气轻松了些，“组织上送我去学文化，从认字开始。我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回家还要照顾孩子。累吗？累。但心里踏实，因为每一点进步都是自己挣来的。”

她讲起在北疆的岁月，讲起学文化时闹的笑话——把“会计”念成“会汁”，把“政策”写成“正测”；讲起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份报表时的成就感；讲起和同事们一起开荒种地，手磨出泡也不肯落后；讲起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背生产条例的夜晚。

“有人问我，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这么拼？”柳映雪微微笑了，“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丈夫再好，孩子再孝，那都是别人的。只有学进脑子里的知识，握在手里的本事，才是自己的，是风吹不走、雨打不掉的。”

礼堂里响起掌声，这一次更热烈。

“我有七个孩子。”柳映雪继续说，“又要工作，又要顾家，确实不容易。但我始终坚持一点：母亲是孩子的榜样。如果你希望女儿将来独立自强，你自己首先要活出独立自强的样子；如果你希望儿子懂得尊重女性，你首先要让他看到，他的母亲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她讲了几个小故事：女儿念念小时候问她，为什么妈妈晚上还要看书，她说“因为妈妈也想变得更厉害”；儿子们淘气打架，她不是简单责罚，而是让他们各自说理，学会用语言解决问题；家里经济最困难时，她宁可多做一份工，也不向组织提过分要求。

“我不是说女性必须事业家庭两全其美才算成功。”柳映雪话锋一转，“每个人的条件不同，际遇不同。我想说的是：无论你在什么位置上，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精神。哪怕是一个家庭主妇，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而不是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社会说什么就信什么。”

她看到台下有些女生在做笔记，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这几年，国家推行改革开放，社会变化很快。”柳映雪的声音温和而坚定，“对女性来说，机会多了，挑战也多了。我常对我的女儿、儿媳、孙女们说：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嫁个好人家上。当然，美好的婚姻是幸福的组成部分，但它不该是你人生的全部保障。真正的保障，是你养活自己的能力，是你面对变故的勇气，是你不管在什么境遇下都不放弃向上走的决心。”

她停顿了一下，看向礼堂后方。那里坐着几个陪同来的老师，念念也在其中。女儿对她微笑，眼里有骄傲的光。

“我今年五十九岁了。”柳映雪说，声音里有了些感慨，“回头看看这一生，从旧社会裹小脚的女童，到新社会第一批离婚自立的女性，再到今天能站在这里和你们交流——我个人命运的转折，其实是千千万万中国女性命运转折的缩影。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但好时代不会自动把幸福送到每个人手里。它只是给了我们可能性，能不能抓住，还要看自己。”

最后的提问环节，一个扎马尾的女生站起来：“柳奶奶，您刚才讲到离婚那段经历时，语气很平静。可那段日子一定很艰难吧？您是怎么熬过来的？有没有特别绝望、想放弃的时候？”

礼堂里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看向台上。

柳映雪沉默了几秒钟。这几秒钟里，她眼前闪过很多东西：1946年那个冰冷的新婚之晨，1948年，公审大会上李建业父母煞白的脸，顾长风在朝鲜战场上，自己一个人产下三胞胎在北疆度过第一个春节的夜晚......

但她开口时，说的却是：“艰难是肯定的。但我一直记得两句话：一句是妇联的同志告诉我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另一句是我自己想的——天塌不下来，就算塌了，也得先压垮那些个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