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畑俊六的悲哀(1/2)

一九四三年六月,黄土高原的夏风卷着干燥的尘土。

当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这位自诩深谙东方事务的“老中国通”经历了数月后终于踏上延安的土地时,眼前的景象强烈地冲击着他的既有认知。

在简陋却充满生机的训练场上,他驻足良久。

阳光炙烤着黄土地,一群群八路军战士正进行着高强度的战术演练。

他们动作迅猛,配合默契,尘土飞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手中紧握的崭新武器茶坊岭兵工厂刚刚下线的“红旗-12式”自动步枪。

枪身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战士们操练时动作流畅,射击模拟精准可靠。

史迪威锐利的目光扫过枪械的每一个细节,性能的稳定与设计的实用,远超他对这个被封锁的边区军工能力的想象。

士兵们黝黑脸庞上洋溢的旺盛斗志和训练中展现出的严明纪律,构成了一幅充满原始力量感的画面。

离开训练场,史迪威的脚步深入了延安的肌理。

他走访了窑洞里的学校,尽管桌椅简陋,纸张匮乏,但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和眼中闪烁的求知光芒,透露出一种坚韧的希望。

他穿行在熙攘的露天市场,商贩的吆喝、农产品的土腥气、边区自产的手工制品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充满烟火气的繁荣。

他观察到军民之间那种自然而紧密的联系,一种不同于国统区的、扎根于泥土的秩序感。

当晚,在摇曳的油灯下,这位见多识广的将军在日记本上落笔,字迹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与坦诚:

“我目睹了一个纪律严明、士气如虹的军队,他们掌握着可靠的新式武器;

我接触了一个组织高效、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的政权;

他们的生命力如此蓬勃,创造力如此惊人……

这一切,不仅令人惊叹,更清晰地预示着一个亚洲新格局的轮廓正在这里悄然孕育。”

数日的深入观察,让史迪威心中的判断愈发清晰。

他不再犹豫,提笔向远在华盛顿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发去了一封措辞严谨却暗含震撼的绝密电报。

电波穿越浩瀚的太平洋,将延安的讯息送达白宫。

椭圆办公室里,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缓缓读完了这封来自遥远东方的密报。

他深邃的目光在字句间反复游移,手指无意识地轻敲着轮椅扶手。

最终,他将电文轻轻放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动作带着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沉重。

他拿起一支细长的“骆驼牌”香烟,划燃火柴,橘红色的火苗短暂地照亮了他紧锁的眉头。

烟被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然后任由那带着辛辣气息的烟雾从唇间逸出。

青灰色的烟雾缓缓升腾,在庄严而略显空旷的椭圆办公室内弥漫、凝聚、盘旋,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问号,悬停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久久不散。

窗外的华盛顿阳光明媚,而室内的空气,却因这封电报而变得凝重粘稠。

总统的目光穿透烟雾,望向窗外未知的远方,陷入了长久的、无声的沉默。只有那袅袅的烟迹,无声地诉说着他内心翻涌的波澜和对未来棋局的深远思虑。

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空气总是凝重而充满算计。

1943年8月,斯大林宽大的办公桌上并排放着两份来源截然不同、结论甚至相互矛盾的情报卷宗。

一份来自他最为倚重、潜伏于东京核心圈的传奇间谍佐尔格小组密报,详尽分析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实际控制范围,明确指出其已有效控制或严重威胁着该地区70%以上的铁路干线及枢纽,对日军运输补给线拥有强大的钳制能力。

这份报告暗示着一个庞大的抵抗实体已在东方崛起。

另一份则来自深谙中国内部矛盾的苏联驻重庆武官崔可夫将军的紧急报告,他基于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和对中共历史上独立自主倾向的担忧,发出了严厉警告:

“必须警惕中共借助抗战迅速扩张的力量,其最终目标可能是在远东建立一个不受莫斯科掌控的强大势力范围,如同我们正担忧的铁托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

两份报告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支持援助者强调中共对牵制日本关东军的战略价值以及对社会主义阵营壮大的意义;

谨慎派则担忧未来会出现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东方伙伴可能带来的挑战。

最终,深谋远虑的斯大林采纳了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折中而务实的建议:

“在现阶段,支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符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远东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长远地缘政治利益。

但是,援助必须是审慎和有条件的,必须确保其力量的增长处于可控范围内,尤其要防止其演变为第二个难以驾驭的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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