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3章 新政砥柱 西域烽烟（1/2）

弘治二十年的冬天。

陆仁提出的“国务院”改组方案，在弘治帝的乾纲独断、太子的全力支持以及日益壮大的“格物派”官员集团推动下，开始缓缓运转。

文华殿议事后成立的“新政体制定制局”由首辅刘健、次辅谢迁与陆仁共同主持，三位核心人物代表了朝堂上稳健、务实与激进的三种力量，竟在巨大的变革压力下形成了难得的默契。

刘健以其资历和威望压制着最保守的暗流，谢迁以其政治智慧调和着各方利益，陆仁则以其清晰的蓝图和格物院的精确计算提供着技术支撑。

反对的声音并非没有。

都察院几位御史联名上书，痛斥此改组“违背祖制，搅乱朝纲”，甚至有人私下里抨击陆仁“以奇技淫巧乱治国大道”。

一些在原有六部体系中盘根错节、利益深厚的官员，更是阳奉阴违，试图在细则制定和人员转任中设置障碍。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

格物之学推行多年，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美洲的金银、西山工坊的产出、铁路与电报的便利、乃至民间因新式农具和作物增产而缓解的饥馑——早已深入人心。

以徐文谦、赵德柱、沈默等为代表，一大批在格物实业、新兴政务中脱颖而出的年轻或中年官员，构成了支持改革的坚实基盘。

他们或许在经义典故上不如老派文臣，但在处理实际事务、理解新式规则上有着天然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皇权的意志无比坚定。

弘治帝在几次关键时刻都明确表态支持改制，甚至亲自召见犹豫不决的官员进行“劝导”。

太子朱厚照更是改革的急先锋，他利用参与“制制局”工作的机会，将东宫的属官和新晋的格物院学子不断填充到新设立的临时筹备机构中，为未来新部门的运作储备人才。

皇帝与储君的态度，使得任何试图正面阻挡改革的力量都显得苍白无力。

经过三个月的激烈争论、细节打磨和利益博弈，《朝廷机构改组试行纲要》及一系列配套章程终于颁布。

改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计划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分阶段、分步骤完成过渡。

第一批先行改组的是职能相对清晰、阻力较小的部门：外交部、工商部、交通运输部、铁路总局、电信总局。

原礼部主客司、鸿胪寺及部分涉及海外贸易管理的官员被整合进外交部，首任尚书由一位熟悉南洋事务、思想较为开明的原礼部侍郎出任。

工商部则大量吸纳了原户部、工部中涉及工坊、商税管理的官员，以及格物实业商会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人才，沈默凭借其卓越的财会和管理能力，被破格提拔为工商部左侍郎。

交通运输部统合了工部都水司、车驾司等机构，并直接管辖新成立的铁路总局和电信总局。

改组的过程必然伴随着阵痛。

办公衙署的搬迁、权责文书的交接、旧有工作流程的打破、新规章制度的适应……各种混乱、推诿和不适应的抱怨在所难免。

旧的六部体系尚未完全废除，新的部门又在建立，一时间出现了不少职权模糊地带。

但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以往一份涉及边境贸易和边防建设的奏章，需要在户部、兵部、工部甚至礼部之间辗转数月。

如今，类似的事务被明确划归新成立的“跨部门协调会议”（隶属于国务院筹备办公室）处理，由相关各部派出专员联合办公，效率大增。

一份关于在天津卫设立“海关总署”分署的提案，在旧体制下可能扯皮半年，如今在工商部和交通运输部的协同下，加上太子的亲自督办，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选址、人员调配和章程拟定。

最显着的是财政管理。

新成立的财政部（由原户部大部改组而来）在陆仁的建议和西山格物院数学组的协助下，开始推行一套全新的、包含预算、核算、审计的财务管理体系。

虽然遭到了原有胥吏体系的强烈不适和暗中抵制，但皇家银行提供的清晰账目和格物院设计的统计表格，使得朝廷对收支的掌控力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

陆仁作为格物发展总局（由西山格物院升级而来）的掌舵人，同时也是国务院副总理大臣（由工部尚书兼任）之一，几乎每天都忙碌到深夜。

他不仅要协调格物院本身庞大的科研和教学体系，还要参与国务院的统筹决策，应对改组中出现的各种技术性难题。

幸而有谢琦这位贤内助帮他打理家务，以及朱厚照、沈默、赵德柱等一批得力干将分担压力，才让他勉强支撑。

这一日，陆仁正在新挂牌的“格物发展总局”衙门内，与几位所长商议来年重点科研项目（包括改进蒸汽机效率、电报信号中继放大技术、以及橡胶的深化应用等），一份来自万里之外的加密电报，通过初步建成的“北京-宣府-漠北”电报线路，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案头。

电文是由漠北蒙古布政使司发来，落款是王阳明和巴尔斯博罗特。

“陆公台鉴：西探小队（代号‘西风’）由千总赵武率领，依计划循古道西行两月余，已过哈密故地，深入亦力把里（东察合台汗国）旧疆。日前传回鸽信（注：作为电报未通区域的补充通讯手段）及快马急报，于楚河流域附近，遭遇不明身份大军，装备精良，骑兵众多，配有火绳枪，旗号繁杂，疑为西边新兴之‘叶尔羌’势力或其附庸。”

“对方见我小队装备奇特，初时试探，后显觊觎之心，屡次逼近，意图不明，气氛紧张。赵武已令小队据险防御，并派精干斥候回报。然敌众我寡，情势危殆，恐冲突难免。请朝廷速示方略，并做好应变准备。阳明、巴尔斯博罗特 叩首。”

陆仁看完，眉头紧锁。他快步走到墙上那幅巨大的、由格物院地理所根据零星记载和商旅口述不断完善的世界地图前，手指精准地落在了楚河流域。

那里已然超出了大明传统认知的西域范围，处于一个权力真空或者说各方势力交织的敏感地带。

“叶尔羌……”陆仁低声重复着这个名字。在他的记忆中，这应该是此时中亚地区一个正在崛起的地方政权，源自东察合台汗国，信奉伊斯兰教，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他们显然将大明勘探队的出现，视为了某种威胁或者……肥肉。

勘探队虽然只有六十人，但装备精良。每人配备一杆“弘治十八年式”步枪，携带了足够的定装纸壳弹药，还有十支最新的、可连发五弹的“弘治十九年式”步枪，以及二十枚威力巨大的“手雷”和若干预设的“地雷”。

此外，他们还携带了小型望远镜、精准罗盘和测绘工具。这样一支小队，其火力足以在短时间内对抗数倍于己的冷兵器部队，甚至对装备落后火器的军队也能形成压制。

但问题在于，他们人数太少，深入异域，补给困难。

一旦被大军围困，或者对方不惜代价发起人海冲锋，弹药耗尽之时，便是覆灭之期。而且，对方既然拥有火绳枪部队，说明其并非纯粹的游牧部落，具有一定的军工基础和战术水平。

他们对勘探队装备的“贪婪”，很可能成为引发冲突的直接导火索。

陆仁立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边境摩擦，更是大明势力西进过程中，与中亚地头蛇的第一次正面碰撞。

处理得好，或许能敲山震虎，为未来的贸易和外交打开局面；处理不好，则可能引发一场不必要的边境战争，甚至影响国内正在进行的改革。

他不敢怠慢，立即带着电文进宫面圣。

乾清宫内，弘治帝与太子朱厚照正在商议新成立的财政部明年的预算草案。看到陆仁匆匆而来，神色凝重，心知必有要事。

陆仁将电报呈上，并简要说明了自己的分析和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