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9章 观星台深思，武备修习所（2/2）

此举在最初的朝堂小范围内引起了一些嘀咕，无非是“太子与民争利”、“沽名钓誉”之类的老调，但曹玉成对此置之不理。他通过皇后向皇帝委婉解释，言明此乃体恤将士、激励军心之举，且动用的是自己产业的利润，未耗费国库分文。赵祯本非苛刻之君，闻之反觉儿子仁厚，有助于收揽军心，遂默许。

基金的章程很快拟定。用途明确：其一，抚恤阵亡将士遗属，标准力求高于朝廷常例，且确保发放及时、足额，避免层层克扣；其二，供养因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伍军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必要的医疗；其三，资助牺牲或伤残军人的子女求学，至少保证其能识文断字，有一技之长。基金的管理，曹玉成委任了两位以廉洁刚正着称的东宫属官负责，并邀了一名在军中颇有清望的退休老将参与监督，账目定期公示，以示透明。

消息不胫而走，首先在禁军底层和北方边军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兵吃粮，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最怕的便是死后家小无依，伤残流落街头。太子此举，虽惠及范围起初有限，却让许多士卒看到了实实在在的、超越空洞褒奖的“身后保障”。一股细微的感激与归属感，开始在行伍间滋生。

紧接着，曹玉成将目光投向了军队的“源头活水”——军官的培养。他深知，改变文武失衡、提升军队素质，关键在于基层军官。若基层军官仍是大多目不识丁、只凭勇力或关系晋升的“粗人”，不仅难以执行复杂军令、学习新式战法，也永远无法摆脱文官集团“不通文墨”、“莽夫”的轻蔑标签，更遑论获得与之平等对话的资格。

经过与少数信得过的武臣及务实派文官的秘密商议，曹玉成拟定了一份详尽的奏疏，并预先在皇帝和皇后处做了铺垫。他以“岭南战事暴露出基层军官素质参差、难以有效执行方略”为切入点，提出“仿古之武学，立新式军校，专司培育忠勇知文之基层武弁”。

奏疏中，他巧妙地避开了直接触动现有高级武官利益和兵部权责，将新学校的定位聚焦于“补充”和“提升”：面向各军，尤其是禁军中选拔的有潜力、立有微功的普通士卒或底层武官，以及部分有志于军旅的官宦子弟，需经考核。学制半年至一年不等，课程设置务实：识字启蒙与军令文书，不求诗词歌赋，但求能看懂军令、能撰写简单报告、会基础算术与后勤管理、懂兵器操典与基础阵型、了解山川地理与简易测绘，以及军律条例与忠义教化。师资则计划从退役的可靠老将、有实战经验的现役中级军官、以及聘请的落第书生中遴选。

最核心也最具突破性的一条是：学员毕业时，将根据考核成绩，颁发由兵部与该校联合用印的“毕业凭信”，其中成绩优异者，额外颁发“优等武人”荣誉证书。曹玉成在奏疏中特别强调，此“毕业凭信”与“荣誉证书”，将作为该学员日后晋升、调拨的重要参考依据，在军中享有正式认可的地位。

这一设计，直指文官集团诟病武将“不通文墨”的痛点。一旦基层军官普遍持有官方认可的“文化学习证明”，尤其是那份更具分量的“荣誉证书”，便是在制度层面上，为武人群体争得了一份“文化资质”的背书。文官再想轻易以“粗鄙无文”来贬低整个武将阶层，就会显得立论不足，甚至可能触犯“藐视朝廷颁发的正式凭信”之嫌。这虽不能完全消除歧视，却是在森严的文武壁垒上，凿开了一个小小的、但意义非凡的缺口。

奏疏呈上，果然在朝堂引发了比“军服基金”更大的波澜。保守文官抨击其“乱祖宗成法”、“以武干文”、“恐启武人骄横之渐”；部分兵部官员则担心权责被分，态度暧昧。但曹玉成此番准备充分，理由冠冕堂皇，需提升战力以应南疆之乱，且将学校规模、权责限定得很清楚，并不直接冲击现有高级将领的任免体系。更重要的是，皇帝赵祯在太子的一再陈说下，也意识到军队素质，尤其是基层执行力，确为当务之急。最终，在几番廷议和妥协后，建立“武备修习所”的诏令，得以通过。

地点选在了汴京西郊一处旧营房，修葺工作即刻开始。招生简章和第一批教官的物色，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曹玉成甚至亲自参与了最初课程大纲的审定，特别强调“忠义教化”不能流于说教，要结合本朝名将事迹、边防重要性等具体内容。

寒风依旧，汴京的冬雪如期而至。但在这片古老的都城，两项看似微末、却可能深远影响帝国武力根基的变革，已经如同雪下悄然萌发的草芽，在太子曹玉成坚定而审慎的推动下，开始了它们最初、也是最艰难的破土之旅。“军服基金”让士卒看到了身后的暖意，“武备修习所”则为未来的军官铺就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曹玉成知道，这只是漫长征程中微不足道的两步，前方必有更多的阻力和挑战。但他更清楚，若不从此迈步，大宋的武备脊梁，恐将在文恬武嬉的积习中，日渐佝偻。他站在东宫廊下，望着漫天飞雪，目光沉静而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