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一章 ：积贫积（1/2）

第二十四章：变法风云

第一节：积贫积

嘉佑六年的暮春，汴京的风里还带着些微料峭的寒意，却已掩不住朱雀大街两侧抽芽的新绿。吏部衙门的朱漆大门前，一辆半旧的乌木马车碾过青石板路，发出沉闷的声响。车帘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轻轻掀开，露出一张清癯却目光锐利的脸 —— 正是时任度支判官的王安石。他望着衙门前熙熙攘攘的人流，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这已是他在汴京任职的第五个年头。从鄞县知县到舒州通判，再到如今跻身中央，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浸透着对民生疾苦的体察。可越靠近权力的中心，他越看清这大宋光鲜外表下的千疮百孔。就像此刻，吏部门前等候铨选的官员排成长龙，其中大半是身着锦袍的世家子弟，他们无需寒窗苦读，仅凭父辈的功勋便能坐享官位。而那些真正满腹经纶、从乡野考上来的举子，却要在冗长的等待中耗尽锐气。

“大人，咱们进去吧？” 随从低声提醒。王安石点点头，整了整官袍下摆，迈步踏入那扇象征着帝国人事枢纽的大门。门内的庭院里，几株海棠开得正盛，落英缤纷间，几个官员正聚在廊下闲聊，话语里满是对即将到来的寒食节假期的盘算，没人留意到这位面色凝重的度支判官。

穿过几重回廊，王安石来到度支司的办公房。案几上堆叠着厚厚的账册，墨迹淋漓的数字记录着帝国的财政脉络。他坐下，随手翻开一本，目光落在 “庆历年间至嘉佑六年官员员额统计表” 上。指尖划过那串逐年攀升的数字：庆历元年，官员总数一万八千六百余人；至和二年，两万一千三百余人；而嘉佑六年，已达两万四千五百余人。短短二十余年间，增幅超过三成。

“王大人，您看这份新造的《恩荫入仕名录》。” 书吏捧着一卷簿册进来，脸上带着无奈的苦笑，“今年春季恩荫，光是皇亲国戚和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就有三百七十余人得授官职。其中未满十五岁者，竟有四十六人。”

王安石接过名录，指尖在 “三班奉职”“借职” 等散官头衔上停顿。这些少年郎甚至还没弄明白官服的品级，便已跻身仕途，拿着朝廷的俸禄。他想起去年在江南考察时，见过一位七十岁的老秀才，寒窗苦读五十载，却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捞着，只能在乡塾里教书糊口，毕生积蓄都耗在了科举路上。一墙之隔的汴京，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些恩荫子弟，大多安置在何处？” 他沉声问道。

“多半在京畿诸司做些闲职，或是外放州县当监当官。” 书吏叹了口气，“去年有个案例，亳州通判是宰相的侄孙，上任三个月，连卷宗都没翻过，整日在酒楼狎妓，最后因挪用官钱被弹劾，结果只贬为监盐税，依旧拿着正七品的俸禄。”

王安石将名录重重拍在案上，震得砚台里的墨汁泛起涟漪。“如此冗官，如何能治？” 他喃喃自语，眼前浮现出鄞县的稻田。那时他推行青苗法的雏形，让百姓在青黄不接时能借官粮度过难关，短短一任，便让全县仓廪充盈。可到了中央，面对的却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每一项小小的调整，都像是在蛛网中挣扎。

正思忖间，门外传来一阵喧哗。他起身走到窗边，只见吏部侍郎张方平带着几个官员匆匆走过，神色慌张。隐约听到 “军费”“急报” 等字眼。他心中一紧，快步走出房门，拦住一名小吏：“何事如此匆忙？”

小吏见是王安石，忙拱手道：“王大人，陕西经略司急报，西夏国主李谅祚率军侵扰秦州，边军请求增兵支援。枢密院已拟好调兵文书，正请户部拨款呢。”

“增兵多少？需银几何？” 王安石追问。

“说是要再调三万禁军入陕，每月需军饷十五万贯，粮草二十万石。” 小吏话音未落，已被张方平喝止：“多嘴什么！还不快去办差！”

望着张方平匆匆离去的背影，王安石只觉得心口沉甸甸的。他快步走向户部，想看看这笔军费将从何而来。户部的账房里，几位主事正围着算盘发愁。见他进来，户部侍郎包拯 —— 这位以铁面无私着称的老臣，此刻也紧锁眉头。

“介甫，你来得正好。” 包拯指了指账册，“你自己看吧，这是今年的财政收支预估。上半年岁入约三千二百万贯，支出却已达四千五百万贯，光是给辽的岁币二十万两银、三十万匹绢，给西夏的岁赐七万两银、十五万匹绢，就占了岁入的一成。如今再添这陕西的军费，缺口怕是要突破两千万贯了。”

王安石看着账册上密密麻麻的支出项：官员俸禄九百八十万贯，禁军军饷一千八百万贯，厢军军饷六百万贯，皇室用度三百五十万贯…… 军费一项，竟占了总支出的七成以上。他想起去年去河北考察军备，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禁军士兵衣衫褴褛，兵器锈迹斑斑，营房漏雨，而将领们却在营中盖起了亭台楼阁，克扣军饷成了公开的秘密。

“包大人，为何军费如此之巨，边军却依旧孱弱？” 他忍不住问道。

包拯叹了口气，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密报：“这是河北路转运使刚送来的，你看看吧。定州禁军指挥使王德用，私吞军粮三万石，将劣质米充作军粮，导致士兵腹泻者过半。还有更荒唐的，渭州巡检司招募的‘义勇’，大多是市井无赖，根本不会骑马射箭，却照样领饷。”

王安石捏着那份密报，指节泛白。他仿佛看到那些面黄肌瘦的士兵，在寒风中握着生锈的长枪，而他们的将领却在酒肆里搂着歌姬，谈论着如何在下次的 “恩荫” 中为儿子谋个好前程。这种强烈的对比，像一把钝刀，在他心上反复切割。

走出户部衙门时，夕阳已将汴京的城墙染成金红色。朱雀大街上，一队禁军正敲着梆子巡逻，他们的铠甲在余晖中闪着暗淡的光。王安石拦住一名士兵，问道：“小兄弟，入伍多久了？”

士兵约莫十六七岁，脸上还带着稚气，见是文官，忙立正答道：“回大人，小的去年从陈州被征来，至今一年了。”

“饷银能按时发吗？”

士兵低下头，声音有些发涩：“上个月的饷银只发了一半，校尉说…… 说要先给战马买草料。可小的娘还在陈州等着银子治病呢。”

王安石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他从袖中摸出两贯钱，塞到士兵手里：“拿着，先给你娘治病。” 士兵愣了愣，慌忙跪下磕头，泪水混着尘土淌在脸上。

看着士兵远去的背影，王安石忽然想起庆历年间的贝州。那是庆历七年，他刚任舒州通判，听闻贝州王则起义，数万农民拿着锄头镰刀，攻破州城，建立 “安阳国”。朝廷派枢密使文彦博率军镇压，耗时两个月才平定。那时他曾上书仁宗，说 “民之所以反，非好乱也，盖由衣食不足而官府逼之”，可这份上书，石沉大海。

如今，不过十年光景，土地兼并愈发严重。他在江南看到，大地主们趁着灾年兼并土地，一户人家竟占了全县三分之一的良田，而失地农民只能沦为佃户，缴纳五成以上的租子。去年冬天，京东路大雪，饥民涌入汴京，在街头冻死的就有上百人，而开封府尹却以 “有碍观瞻” 为由，将他们驱赶至城外。

回到府邸时，夜幕已降临。书房里，他铺开宣纸，研好墨，提笔写下《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开篇：“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以求至治…… 然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愀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笔尖在纸上疾走，他写下对冗官的痛斥：“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则日不能以自存。故臣于仕也，未尝敢有一毫自易之心，而事之繁简难易，亦未尝不察也。然臣观朝廷所以治天下者，未尝有以此为先务者也。”

他写下对军费的忧虑：“今卫士之盛，莫如开元，然外有吐蕃、回鹘之强，内有安禄山、史思明之变，此无他，兵骄将惰，而上下相蒙故也。今之禁军，骄惰尤甚，赏赐无节，姑息太过，此非所以强兵之道也。”

他写下对民生的关切：“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智愚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贫者…… 一遇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富民所以兼并贫民，而贫民所以流亡也。”

三更时分，书稿已积至数寸。王安石放下笔，揉了揉酸痛的手腕，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他知道，这份万言书递上去，或许依旧会石沉大海，或许会招来非议，但他必须写。就像当年在鄞县，明知推行新政会得罪当地豪强，他还是做了。因为他见过农民丰收时的笑脸，见过士兵戍边时的坚毅，那些鲜活的面孔，支撑着他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走下去。

嘉佑八年三月，宋仁宗驾崩的消息传遍汴京。王安石站在宫门外，看着缟素的人群，心中五味杂陈。这位温和的皇帝，曾给过他机会，却终究未能下定决心革除积弊。他想起仁宗晚年常说的一句话：“祖宗之法，不可轻改。” 可祖宗们定下的法度，在百年后的今天，早已成了束缚帝国前行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