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久违的第三封信（2/2）

我像一个来自未来的精算师，在脑海中艰难地权衡着这次投资的潜在风险与收益。收益是巨大的：如果能成功，韩家村将获得极高的声誉和关注，为后续发展铺平道路；“堆肥+蚯蚓”技术得以快速推广，可能惠及千万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的粮食压力——这是巨大的社会效益。但风险也同样明显：执行过程中的任何差池，都可能让好事变坏事，让韩家村从“先进典型”变成“问题典型”。

想到这里，我轻轻起身，披上棉衣，走到窗边。月光如水，洒在寂静的校园里。下铺的李大川似乎也没睡踏实，听到动静，低声问：“浩哥，还没睡？想韩家村的事呢？”

“嗯，”我应了一声，转过身，借着月光看着他模糊的轮廓，“大川，有件事，得提前准备一下。”

“你说。”李大川立刻清醒了几分，声音带着警觉。

“捐粮这事，成与不成，现在还两说。但无论成不成，关于韩家村的具体亩产数字，尤其是与其他地区的对比，还有捐粮建议的细节，在正式见报或有官方定论之前，必须严格控制在我们几人小范围内知晓。”我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异常清晰，“你明天悄悄跟建军和致远也说一声，让他们心里有数，对外，只说韩家村丰收了，乡亲们日子好过了，具体细节不要多谈。”

李大川立刻明白了我的顾虑：“浩哥，你担心……有人眼红，或者有人拿数字做文章？”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引用了一句老话，“韩家村底子还薄，经不起大风浪。在获得官方认可和背书之前，过度张扬不是好事。我们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的铺垫，而不是‘木秀于林’的招摇。”

“我懂了！”李大川郑重应下，“你放心，建军和致远那边，我去说，保证不会出岔子。”。

第二天，我将那封凝聚了复杂思绪、战略考量和家国情怀的回信，郑重地投进了邮筒。看着那封薄薄的信件消失在绿色邮筒的暗影里，我知道，一颗可能掀起波澜的石子，已经被我投入了这个时代的湖面。涟漪能扩散多远，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时间的验证。

寄出信的当天，我和林雪晴再次在图书馆碰面。她似乎思考了很久，趁着休息的间隙，轻声问我：“浩哥，你让韩家村捐粮，是不是……？”。

我笑了笑，摇摇头，用她能理解的方式解释道：“不完全一样。我更希望韩家村做的，是一次‘投资’。”

“投资？”她眨着大眼睛，对这个词感到新奇。

“对，投资。”我耐心解释，尽量避开未来的金融术语，“就是用我们暂时不太急需的一些粮食，去换取一些更宝贵、更能让韩家村长远发展、也让更多人受益的东西。比如，上级的重视和信任，比如，推广我们增产技术的机会，比如，韩家村在整个地区甚至省里的好名声。有了这些，以后我们想办砖厂、扩大养鸡场、甚至搞点副业，都会顺利很多。这就像……种下一颗种子，希望将来能长成一棵大树，结出更多的果子，让更多人分享。”

林雪晴听得似懂非懂，但她捕捉到了核心意思：“所以，这不是单纯的付出，而是……为了将来能做得更好，帮得更多？”

“没错！”我赞赏地点点头，“我们要做的，不是一次性的英雄，而是能持续创造价值、带动变化的……火种。”这个比喻，让她眼中闪过恍然和钦佩的光芒。

她或许依然无法完全理解亩产数字背后的残酷，也无法完全洞察我所谋划的复杂棋局，但她能感受到我话语中那份超越个人得失的、建设性的情怀，这让她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更加根深蒂固。

信，已经寄出。舆论的种子，已经悄然播撒。身边的伙伴，给予了最大的信任。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等待。

信件寄出后的日子，仿佛被拉长了的胶片，每一帧都充满了等待的焦灼与日常的忙碌。

清华园的学业并未因远方的牵挂而有丝毫松懈，联防队的工作也在李大川等人的协助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夜间巡逻的灯火成了校园冬夜里一道新的风景线。

而我，在白天是那个沉浸在书海、偶尔与林雪晴在图书馆共享静谧时光的清华学子；在特定的黎明前，则依旧是那个在鬼市边缘、与“老鬼”和中年人进行着无声交易的冒险者，只是愈发谨慎，如履薄冰。

这种时空交错的双重生活，让我对“等待”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我等待着韩家村的回音；我也警惕地等待着暗处可能再次出现的窥探目光，那关乎我的安危与秘密。两种等待，一种指向光明的未来，一种关联着晦暗的当下，在我心中交织，锤炼着我的耐心与心性。

大约半个多月后，在一个北风稍歇、阳光难得的午后，我终于再次收到了来自韩家村的信件。这一次，信封比之前厚实了许多。

我几乎是屏住呼吸拆开了信。信依旧是李书记执笔，但字迹不如上一封工整，多处有涂抹修改的痕迹，仿佛记录着落笔者内心的激烈挣扎。

“浩娃子：”

开头依旧。

“来信已于日前收到。我召集村里所有人，闭门商议整日……”

“有的人当场拍桌子，说‘粮食是社员们一滴汗珠摔八瓣挣来的，凭什么白白送人？城里人缺粮，我们农村人就不是人？；也有人闷头抽烟，半晌嘟囔一句‘浩娃子是好心，可这世道……’；但同样，也有人记得你带领大家搞堆肥、建鸡场的好处，记得你离开时‘要带着韩家村走出一条不一样路’的承诺，认为你的眼光总是看得更远，支持按你的想法试试……”

李书记在信中坦言，他本人初始也极为犹豫甚至抵触，觉得我此举过于“孟浪”，生怕给刚刚缓过一口气的韩家村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或者寒了社员们的心。会议的争论异常激烈，从白天持续到深夜，煤油灯都添了两次油。

转机出现在两位关键人物身上。一位是德高望重的老支书，他磕着烟袋锅，慢悠悠地说：“浩娃子这娃娃，不是那没根浮萍。他让咱们做的事，哪一件最后没成？哪一件最后没让咱得着实惠？我看啊，这娃娃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咱韩家村的分量。他让咱往外拿，必是想着将来能给咱挣回更多、更金贵的东西。”这番话，带着传统乡村的智慧与对人品的信任，打动了不少人。

另一位，则是民兵连长韩老三，他嗓门洪亮：“怕个球！浩子在北京，见的世面大！他让咱们捐，咱们就捐！大不了老子明年带着民兵连开更多荒地，把产量再翻一番！咱们韩家村的汉子，不能让人看扁了，尤其不能辜负了浩子这片心！”这种带有江湖义气和绝对信任的表态，赢得了年轻一代和民兵们的支持。

最终，在李书记的权衡和引导下，一个折中但更具操作性的方案达成了共识：

首先，确保全村人口粮和鸡场饲料预留充足，这是底线。

其次，将计划上交的公粮足额备好。

最后，将真正富余的一部分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约占总富余量的六成）集中起来，同时，由砖厂拿出一部分售砖所得现金，购买了一批价格相对较低的薯干等杂粮，混合在一起。这样，既拿出了相当数量的粮食，体现了韩家村的“贡献”和诚意，又最大限度地保住了社员们最看重的细粮果实，减轻了内部的阻力。

关于捐赠渠道，他们最终决定双管齐下：公粮部分，按正常渠道上交；额外捐献的这部分粮食，则动用郭晋安的关系，尝试直接与市政府接待办公室或民政部门联系，以“韩家村公社社员心系国家、支援建设”的名义进行捐赠，力求过程公开透明，但又避免与粮食部门产生直接冲突。

李书记在信末写道：“……此事已成定局，粮已备好，不日即将启运。成与不成，皆看天意，亦看你之所谋。望你在京，一切小心，学业为重。”

读完这封厚厚的、承载着韩家村内部激烈博弈与最终决心的信，我长长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百感交集。有感动，为乡亲们最终给予我的宝贵信任；有欣慰，李书记他们能在如此保守的环境中，想出这样一份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的方案，体现了底层生存的智慧；更有一种沉甸甸的压力，他们已将身家性命压在了我的判断上，我绝不能失败。

行动比预想的还要快。收到回信后不到十天，那天傍晚我刚从图书馆出来，就被等候在外的李大川一把拉住：“浩哥！快回宿舍！陈致远收到家里消息，说韩家村送粮的车队已经到太原市了，好像还惊动了市领导！”

我心头一震，立即跟着他跑回宿舍。陈致远正在宿舍里激动地踱步，见到我立刻迎上来：“浩哥！是我爸捎来的口信，他在区里听到风声，说山西的一个公社自发捐了三千辆驴车、三百吨粮食给太原市政府，口号是心系国家，支援建设。市里领导很重视，当天就登报表扬了！”他边说边比划着，眼睛里闪着光，“三百吨粮食我没什么概念，但想想三千辆驴车排成长龙的场面，那得多壮观啊！”

“我确实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压下心中的震动，“不过这个结果，确实和我预想的一致。”

果然，两天后，《人民日报》在第二版的显要位置，刊登了一篇五百字的长文。标题格外醒目：《心系国家 情暖寒冬——山西韩家村公社自发捐献余粮支援建设》。报道重点提到了在清华大学求学的韩浩同学——没错，就是我的名字——如何将新思想、新技术带回乡村，带领乡亲科学种田获得丰收后，又主动劝导乡亲捐献余粮。文章称赞这是“新中国大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典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觉悟”。

“浩哥！你上报了！真的上报了！”王建军几乎是挥舞着报纸冲进宿舍的，脸上洋溢着与有荣焉的狂喜。李大川和陈致远也立即围拢过来，四个人头碰头地看着那白纸黑字，宿舍里顿时充满了兴奋的议论声。

“浩哥，这下你可真是名人了！”王建军拍着我的肩膀，笑得合不拢嘴。李大川也笑着附和：“是啊，韩家村这下可算是在北京挂上号了！”陈致远则保持着他的理性思考：“最重要的是，报道里提到了堆肥和蚯蚓养殖的方法，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但这就像播下了一颗种子。韩家村被树为先进典型，以后来参观学习的人肯定不会少。”

当晚，李大川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小包花生米，王建军贡献出了他珍藏的最后一点白糖，我们四人以水代酒，在宿舍里举行了一场小小的庆祝。花生米的香气混合着大家的欢声笑语，让这个平凡的夜晚变得格外难忘。

“来，为我们浩哥的成功干杯！”王建军举起搪瓷缸，脸上泛着红光。李大川接话：“也为韩家村的乡亲们干杯！”陈致远则认真地补充：“更要为这个好的开始干杯！”

我听着兄弟们的祝贺，心中暖流涌动，但还是保持着必要的清醒：“兄弟们，这确实值得高兴，但我们要明白，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看着他们渐渐平静下来的表情，继续说：“名声来了，关注也来了。接下来，韩家村会面临更多的考察、学习，甚至可能还会有质疑。我们得帮着李书记他们，把后续的事情做得更扎实，不能让这面刚竖起来的旗子倒了。”

大家纷纷点头，王建军一拍胸脯：“浩哥你放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正如我所料，几天后，系领导特意找我谈了一次话。领导的态度格外和蔼可亲，充分肯定了我在“理论联系实际”、“服务农村”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并鼓励我“戒骄戒躁，继续努力”。我敏锐地察觉到，这背后不仅仅是校方的肯定，更可能蕴含着来自更高层面的关注。这层“政治正确”的保护色，无疑增加了我个人安全的系数，但同样也让我和韩家村被放在了更明亮的聚光灯下。

我将报纸带给林雪晴看时，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则报道，像是触碰什么珍贵的宝物。抬头看我时，她的眼眸亮如星辰，带着毫不掩饰的崇拜和骄傲：“浩哥，你真的做到了！登报了呢！我就知道，你做的事，一定是大事，是好事！”

看着她由衷为我高兴的样子，我心中一片柔软，趁机凑近她耳边，低声说：“报纸上这点虚名不算什么，能让你为我露出这样的笑容，才是我最大的成功。”

林雪晴先是一愣，随即脸颊绯红，娇嗔地捶了我一下：“讨厌！没个正形！”但她翘起的嘴角和眼里的笑意，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她心里是欢喜的。在这种共享喜悦的时刻，简单而真诚的情话，确实远比任何宏大的承诺更能打动人心。

夜深人静时，我再次独自复盘。韩家村的捐粮行动，暂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它成功地为我个人和韩家村赢得了宝贵的政治资本和声誉，为农业技术的推广打开了一扇窗。我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如何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巧妙地运用未来的知识和思维去撬动现实。我就像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杠杆使用者，既要发力，又要避免杠杆断裂或撬动了不该撬动的东西。

粮食危机的阴影，并未因韩家村一地的丰收和一次捐粮而散去。但这第一步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它证明，即使是微小的、个体的、带有未来印记的行动，只要策略得当，契合时代需求，就能产生涟漪，甚至引发积极的改变。

我的目光，再次投向桌面上那些经济类书籍。解决粮食问题，短期靠技术推广和资源调配，长期则必须依靠更宏大的经济发展和制度保障。而我脚下的路，还很长。在清华园汲取知识，在暗处积累资本，在光明处树立形象，在韩家村进行实践……这几条线必须并行不悖，稳健地向前推进。我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