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1章 饥饿封锁（2/2）

祖母坐在角落的椅子上，闭着眼睛，似乎在睡觉，但安娜知道她在节省体力。老人已经74岁，经历过多次战争和危机，但她说这次不一样。

“英国人想把我们饿死，”她有时会喃喃自语，“就像困住野兽，等待它虚弱。”

安娜起初不相信这种说法。德国是强大的国家，有强大的军队，不可能被饥饿打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怀疑。食物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商店里的货架越来越空。

厨房里，莉泽在煮土豆汤。水沸腾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亮。安娜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汉堡曾经是繁荣的港口城市，现在却显得萧条。许多商店关门，街上行人稀少，马车和汽车罕见——燃料也被配给了。

封锁的影响以各种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不仅是食物短缺，还有衣服、燃料、药品、日常用品。安娜的鞋子已经补了三次，衣服洗得发白，家里的煤只够每天烧一小时取暖。

更糟糕的是不确定性。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不知道生活何时能恢复正常。

门外传来敲门声。安娜开门，是邻居弗劳·施密特，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儿子也在前线。

“安娜，你听说了吗？”弗劳·施密特压低声音，“码头又有一艘船被英国人扣押了。运的是药品和绷带。医院已经缺货两周了。”

安娜叹气：“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结束这场战争，”弗劳·施密特说，声音中带着绝望，“无论以什么方式。再这样下去，不等英国人打进来，我们自己就垮了。”

这是危险的言论。谈论和平可能被视为失败主义，甚至叛国。安娜小心地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别人听到。

“进去说吧，”她让弗劳·施密特进来，关上门。

两个女人坐在简陋的厨房里，莉泽继续煮汤，汉斯在一旁看着锅，仿佛能用眼睛让食物变多。

“我听说柏林有人抗议，”弗劳·施密特说，“要求政府改善供应，或者寻求和平。”

“结果呢？”

“警察驱散了。几个领头的人被逮捕。报纸说是‘外国煽动者’。”

安娜沉默。她不了解政治，她只知道生活越来越艰难。丈夫在东部前线，已经三个月没有来信了。她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不知道他是否吃得饱，穿得暖。

“卡尔在船厂听说，”弗劳·施密特继续说，“海军在建造更多潜艇，说要打破封锁。但如果这需要更长时间，我们怎么能等到那时候？”

汤煮好了。莉泽盛出五碗稀薄的土豆汤，每碗里有几块土豆，几乎没有油星。这就是晚餐。

吃饭时，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专注地吃着自己的那份，珍惜每一口。汉斯很快吃完，眼睛盯着锅里剩下的汤底。

“没有了，”安娜温和地说，“明天也许会有面包。”

但实际上她不知道。面包配给已经减少到每周两磅，而且质量很差，掺杂了各种替代品：土豆粉、豆粉、甚至木屑。

饭后，安娜让莉泽带汉斯去睡觉。她自己和弗劳·施密特继续说话。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弗劳·施密特说，“不能只是等待。”

“我们能做什么？”安娜问，“我们是平民，是妇女。我们没有权力。”

“我们有声音，”弗劳·施密特坚持，“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妇女，向市长请愿，要求改善食品供应。这不是政治，这是生存。”

安娜犹豫。她害怕惹麻烦，害怕警察，害怕失去卡尔的工作。但看着孩子们消瘦的脸，看着母亲虚弱的身体，她知道必须做点什么。

“好吧，”她最终说，“我加入。但我们小心行事。”

接下来的几天，安娜和弗劳·施密特悄悄联系了附近的妇女。大多数人有类似的处境：丈夫或儿子在前线，食物短缺，生活艰难。她们不敢公开抗议，但愿意联名请愿。

一周后，一份有127名妇女签名的请愿书送到了汉堡市长办公室。内容很简单：陈述食品短缺的现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基本供应，特别是对儿童和老人的供应。

请愿书没有要求结束战争，没有批评政府，只是恳求帮助。但即使如此，它仍然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两天后，警察来到安娜家。

“穆勒夫人，”一名警官礼貌但冷淡地说，“我们注意到您参与了一份请愿书。”

安娜心跳加速，但努力保持平静：“是的，警官。只是请求一些食物给孩子们。”

“政府正在尽力确保供应，”警官说，“但战争需要牺牲。请理解，这类集体行动可能被误解，可能影响士气。”

“我们只是想活下去，”安娜说，声音微微颤抖。

警官的表情稍微缓和：“我理解。我也有家人在前线。但请相信，政府有计划。新的潜艇将打破封锁，情况会改善。在那之前，请保持耐心，保持忠诚。”

他留下警告，但没有逮捕安娜。也许因为请愿书语气温和，也许因为签名者太多，逮捕会引起更大反应。

警察离开后，安娜靠在门上，感到虚弱。她既感到恐惧，又感到一丝勇气——她做了些什么，没有完全被动等待。

那天晚上，卡尔从船厂回来，带来一些消息。

“工头说，船厂要加班，”他告诉安娜，“政府下了紧急订单，要加快潜艇建造。他们说，更多的潜艇意味着更早打破封锁。”

“但潜艇需要时间建造，”安娜说，“我们能不能等到那时候？”

卡尔年轻的脸显得比实际年龄老成：“妈妈，我不知道。但我听说，如果不打破封锁，明年春天可能会有真正的饥荒。我们必须尝试。”

安娜看着儿子，这个才16岁却已经承担成人责任的男孩。她想起战争开始时，卡尔还是个学生，梦想成为工程师。现在他在船厂做苦力，手上满是老茧和伤口。

战争改变了每个人，改变了整个社会。

几天后，市政厅宣布了一些措施：增加公共厨房的数量，为最贫困的家庭提供额外食品券，组织收集野生食物（如栗子、蘑菇）的活动。

这些措施有限，但至少是回应。安娜和她的邻居们感到一丝希望——也许当局在听，也许情况会改善。

但食品供应依然紧张。土豆汤依然是主食，面包依然稀缺，肉类依然是奢侈品。

封锁的绞索继续收紧，民间的代价继续增加。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冬天的取暖问题，孩子的营养问题，病人的药品问题。

安娜学会了各种节省和替代的方法：用报纸塞在衣服里保暖，用野草煮茶，用旧衣服改制成新衣。整个德国社会都在学习类似的生存技能。

但生存不仅仅是物质问题，也是精神问题。希望逐渐消磨，耐心逐渐耗尽，团结逐渐破裂。黑市繁荣，道德滑坡，信任减弱。

弗劳·施密特再次来访时，带来了更坏的消息：“我听说，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抢夺食品运输车。警察开枪了，死了两个人。”

安娜闭上眼睛。暴力升级，社会秩序开始崩溃。这是封锁最危险的影响：不仅削弱身体，也削弱社会的纽带。

“我们能做什么？”她再次问，但这次是绝望的问题。

弗劳·施密特没有答案。两个女人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听着窗外的风声，感受着冬天的逼近。

在汉堡，在柏林，在慕尼黑，在德国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类似的场景在重复。封锁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英国的策略是明确的：通过经济压力迫使德国屈服。但这种压力首先施加在平民身上——妇女、儿童、老人、病人。他们是战争中最脆弱的部分，却承受着最直接的重担。

安娜不知道战略层面的考量，不知道外交斡旋，不知道军事计划。她只知道土豆越来越少，孩子越来越瘦，冬天越来越近。

她为前线的丈夫祈祷，为后方的孩子祈祷，为整个国家祈祷。

但祈祷似乎不够。需要行动，需要改变，需要突破。

而在北海的另一端，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讨论封锁的效果。统计数据表明，德国经济在衰退，民生在恶化。但他们也在问：德国能坚持多久？民众的忍耐极限在哪里？什么时候会崩溃？或者，什么时候会爆发？

封锁是一场赌博，赌的是德国的崩溃先于英国民众对战争疲劳的积累，赌的是德国海军无法有效反击，赌的是中立国不会联合反对。

安娜不知道这些赌博。她只知道生活的现实：空篮子，空锅子，空肚子。

夜晚，她躺在床上，无法入睡。脑海中浮现出战争前的日子：市场里充足的食物，商店里丰富的商品，孩子们的笑容，家庭的团聚。

那些日子似乎很遥远，像一个美丽的梦。现实是寒冷的房间，饥饿的孩子，未知的未来。

封锁的代价是具体的：一顿稀薄的晚餐，一个消瘦的孩子，一个绝望的母亲。

而这些具体的代价，正在积累成巨大的压力，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安娜最终入睡，梦中她站在丰收的田野里，篮子里装满食物，孩子们在欢笑，丈夫在回家的路上。

但醒来时，依然是那个寒冷、饥饿、不确定的早晨。

封锁继续，代价继续，战争继续。

而民间的忍耐，正在接近极限。

1915年11月28日，威廉港，公海舰队司令部

赖因哈德·舍尔上将站在巨大的北海战略图前，已经站了一个小时。地图上，红色的标记密密麻麻：英国巡逻线、水雷区、潜艇监视区、拦截点。这些标记像蛛网一样覆盖北海，中心是德国的海岸线。

参谋长埃里希·雷德尔少将站在旁边，等待舍尔说话。房间里还有其他高级军官：希佩尔中将、潜艇部队司令赫尔曼·鲍尔少将、情报处长冯·施泰因少校。气氛凝重，像暴风雨前的平静。

“先生们，”舍尔终于转身，声音低沉而坚定，“我们已经讨论了几个月，分析了所有数据，考虑了所有选项。现在是做决定的时候了。”

他走到会议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封锁正在扼杀德国。经济数据你们已经看到了：工业生产下降30%，关键原料短缺，食品供应紧张，民众不满上升。如果我们不采取决定性行动，德国将在明年夏天前崩溃。”

希佩尔点头：“但决定性行动意味着风险。英国大舰队仍然强大，杰利科仍然谨慎。如果我们倾巢而出，可能正好落入他的陷阱。”

“所以我们不倾巢而出，”舍尔说，“我们采用新策略：有限出击，诱使英国分舰队交战，然后在有利条件下决战。”

他指向地图上的一个区域：“多格尔沙洲。这里是英国巡逻舰队的常用区域。我们派出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分队，炮击英国海岸，引诱英国舰队追击。然后……”

他在斯卡帕湾和追击路线之间画了一条线：“然后我们的大舰队在这里等待。当英国舰队追击希佩尔时，我们切断他们的退路，在北海中部进行决战。”

雷德尔补充细节：“关键是要让英国人认为希佩尔是单独行动，不知道我们的大舰队在后面。这需要精确的时机和无线电静默。”

鲍尔少将提出潜艇的作用：“我的潜艇可以在英国舰队可能经过的航线上潜伏。提供早期预警，并在战斗开始时发动鱼雷攻击，打乱英国阵型。”

“但杰利科很谨慎，”希佩尔提醒，“他可能不会轻易追击，或者只派出部分舰队。”

“所以我们给一个他不能拒绝的诱饵，”舍尔说，“不是炮击无关紧要的目标，而是攻击重要目标：斯卡布罗、哈特尔浦、甚至泰恩河口的船厂。造成足够损害，激起公众愤怒，迫使杰利科做出反应。”

冯·施泰因少校提供情报支持：“根据我们的监听和分析，英国大舰队通常在斯卡帕湾保持约20艘战列舰的兵力，其余分散在罗赛斯、克罗默蒂等其他基地。如果我们行动迅速，可以在他们集结之前创造局部优势。”

舍尔环视众人：“这个计划有风险。如果杰利科识破陷阱，或者如果天气不利，或者如果任何环节出错，我们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封锁将继续收紧，德国将缓慢窒息。先生们，选择很明确：冒险决战，或者确定失败。”

房间里沉默。每个人都明白这个决定的重量。公海舰队是德国的骄傲，也是巨大的投资。如果损失惨重，不仅海上力量被摧毁，国民信心也会崩溃。

但如果成功，如果能在决战中重创英国大舰队，封锁就可能被打破，海上贸易就可能恢复，战争局势就可能扭转。

希佩尔最终说：“我支持这个计划。但我们需要更多准备时间：训练、侦察、后勤。而且需要选择最佳时机：天气、月光、潮汐都要考虑。”

“同意，”舍尔说，“目标日期：1916年春季。3月或4月，取决于天气和准备情况。我们有四个月时间准备。”

他转向鲍尔：“潜艇部队需要在北海关键位置建立监视网。我们需要知道英国舰队的日常模式和集结迹象。”

“已经在进行，”鲍尔回答，“我们有12艘潜艇在持续监视斯卡帕湾、罗赛斯和克罗默蒂。每天报告英国舰队的动向。”

舍尔又转向冯·施泰因：“无线电监听和密码破译的进展如何？”

“我们有突破，”冯·施泰因说，“部分破译了英国海军的行动密码。不能实时破译所有通讯，但能获取关键信息，比如舰队调动命令。”

“很好，”舍尔点头，“情报将是关键。我们需要知道杰利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会议持续到深夜。计划逐渐细化：兵力部署、时间线、通讯协议、应急方案。每个细节都被讨论，每个风险都被评估。

这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而是经过数月分析和准备的结果。封锁的压力迫使德国海军采取行动，但行动必须是精心策划的，不能是绝望的赌博。

凌晨时分，计划基本成形。代号：“北海岸行动”。目标：引诱英国舰队进入北海中部，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决战，打破封锁。

舍尔最后说：“先生们，历史将记住这个决定。如果我们成功，我们将为德国打开生路。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将承担责任。但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有机会，有责任尝试。”

军官们站起，表情严肃。他们知道，接下来的几个月将决定德国海军的命运，可能也决定德国的命运。

会议结束后，舍尔独自留在作战室。他再次走到北海地图前，手指沿着计划的航线移动：从威廉港出发，向北绕过丹麦，然后向西，炮击英国海岸，然后向东南撤退，引诱英国舰队追击，最后在埋伏区域转向战斗。

每一步都需要精确，每一步都有风险。

他想起了杰利科。这位英国对手以谨慎着称，但也因此可能错失机会。陷阱的关键是让杰利科相信机会来了，让他放下谨慎，让他追击。

但杰利科会吗？如果他不追击呢？如果他把舰队保持在一起，等待德国人靠近呢？

无数可能性在舍尔脑海中翻腾。战争就是这样：最完美的计划也会因为一个意外，一个错误，一个误解而失败。

但他必须尝试。封锁的绞索已经勒得太紧，不能再等待了。

窗外，威廉港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港口内，公海舰队的战舰静静停泊，等待着出击的命令。水兵们在船舱里休息，不知道他们的命运正在被决定。

舍尔想起那些水兵，那些年轻的面孔，那些信任他的生命。他的决定将把他们送上战场，有些人可能永远不会回来。

责任沉重如山。

但他没有选择。作为海军指挥官，他的职责是使用舰队达到战略目的。如果舰队永远待在港口，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上帝保佑德国，”他低声说，然后离开作战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那里有一份来自柏林的最新报告：食品短缺导致的社会紧张加剧，一些城市出现骚乱，工业产量继续下降，民众对战争的怀疑增加。

报告的最后一句是：“如果没有突破，到1916年夏季，社会稳定性将面临严峻考验。”

舍尔把报告放在桌上。时间不多了。封锁必须被打破，而且必须在德国崩溃之前。

他拿起笔，开始起草给皇帝和总参谋部的报告，解释海军计划和需要的支持。

与此同时，在斯卡帕湾，“铁公爵”号上，杰利科也在思考。封锁的效果明显，但德国人的反击也必然。问题是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

他的情报部门报告了德国海军的异常活动：更多训练，更多侦察，更多无线电通讯分析。种种迹象表明，德国人在准备什么。

“他们不会坐以待毙，”杰利科对参谋长马登说，“他们会尝试打破封锁。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

“我们需要加强侦察，”马登建议，“更多飞艇，更多潜艇，更多无线电监听。提前预警是关键。”

杰利科点头：“还有，我们的舰队需要保持集中。不能因为德国的小规模袭击而分散。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引诱我们分兵，然后各个击破。”

他想起了1914年的教训：德国袭击英国海岸，英国分舰队追击，差点落入陷阱。幸运的是，德国人自己犯了错误，英国人才避免了灾难。

“但他们可能再次尝试，”杰利科说，“而且这次可能更聪明，更狡猾。”

他走到海图前，思考德国可能采取的行动。炮击海岸？潜艇袭击商船？水雷战？还是大规模舰队出击？

“我们需要一个计划，”他说，“一个应对各种可能性的计划。如果德国主力出动，我们如何应对？如果只是分舰队骚扰，我们如何反应？”

计划开始制定。英国大舰队也需要准备，也需要思考，也需要预测对手的动向。

北海的两端，两位指挥官在进行相似的思考：如何诱使对方犯错，如何保护自己，如何赢得优势。

封锁的博弈正在升级，从经济战、技术战，升级到可能的主力舰队决战。

1915年即将结束。冬天将给北海带来风暴和严寒，限制海军行动。但春天将到来，天气将好转，海况将改善。

而春天，传统上是军事行动的季节。

舍尔的目标是1916年春季。杰利科预感到了危险。

两个对手，隔着北海，在准备同一场对决，但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计划。

封锁的绞索在收紧，压力在积累，决战在酝酿。

而在这一切的中心，是那些在海上航行的水兵，那些在工厂工作的工人，那些在家庭中挣扎的平民。他们的命运将被这场决战影响，甚至决定。

1915年11月28日的夜晚，威廉港和斯卡帕湾都在准备。计划在制定，舰队在训练，情报在收集。

决战的酝酿已经开始。而酝酿的结果，将在1916年的某个春日揭晓。

北海的猫鼠游戏，即将迎来高潮。

但谁是猫，谁是鼠？答案将在战斗中揭晓。

而现在，只有等待，只有准备，只有期待和担忧交织的漫长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