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6章 可控之内容争鸣（2/2）

然而，一旦有学者的言论开始触及敏感区域，情况就立刻不同。

一位以言辞犀利着称的原道家学者，在一次私下的小聚中，议论时政，隐晦地批评朝廷连年用兵（虽北疆大捷，但南方百越之地仍有战事），与道家“无为而治”、“兵者不祥之器”的思想相悖，并暗示皇帝（扶苏）过于倚重丞相（李斯），有违君臣平衡之道。

这番言论很快就被学宫官员上报。李斯得知后，并未立刻采取严厉措施，而是示意学宫官员以“规劝”为主。次日，那位道家学者便被学宫令（主管官员）“请去喝茶”，委婉而明确地告知其言论已“逾矩”，希望其今后专注于学术研究，莫要妄议朝政。同时，其在学宫内的待遇也被暗中降低，原本安排的一场重要论讲资格也被取消。

这种“温和”的惩戒，如同一盆冷水，让所有学者都清楚地看到了学宫的底线：争鸣可以，但必须在朝廷划定的范围内，绝不能挑战现行制度和最高权威。

此外，李斯还巧妙地利用资源分配和荣誉授予来引导学术方向。那些积极围绕朝廷关心的现实问题（如农业技术改良、水利工程、医药发展、律法解释等）开展研究，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学者，往往能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更好的居住条件，甚至有机会得到皇帝的接见和赏赐。而那些一味空谈玄理、或执着于批判现状的学者，则逐渐被边缘化。

因此，明理学宫内的“百家争鸣”，更像是一场在特定舞台上、戴着镣铐的舞蹈。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复苏了学术活力，吸纳了部分士人心力，也为朝廷提供了某些方面的智力支持，但它绝非春秋战国时期那种自由奔放、无所顾忌的思想盛宴。所有的声音，最终都汇入了一条被精心疏导的河道，其奔流的方向，始终掌控在咸阳宫和丞相府的手中。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服务于帝国政治需求的、可控的文化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