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教育的文明（2/2）

每次讲座，说书场都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站着听完两个时辰，腿麻了也不肯走。讲座后的问答环节最是热闹，问题千奇百怪：“韩师傅，铁烧红了为啥是红的不是绿的？”“杨先生，冬天为啥打雷少？”“刘郎中，人被疯狗咬了真会学狗叫吗？”

这些问题，杨文远他们都会认真解答，实在不懂的，便如实说“尚未查明”，承诺下回研究。这种态度，反而赢得了更多信任。

“民智之开，如晨光破晓。”黄宗羲在一次讲座开场时说，“往日百姓见打雷，便跪拜雷公；见生病，便求神问卜。非其愚也，实乃无人告之以理。今我等在此，非为炫耀学识，实为播撒真知。一人明理，便少一分愚昧；万人明理，则减十分乱象。”

讲座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农人开始观察云相，尝试预测天气；工匠琢磨改进工具，有人甚至发明了简易的“卡尺”；妇人更加注意饮食卫生，小儿腹泻率明显下降。更深远的是，许多人开始以“理性”而非“迷信”看待世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比识几个字影响更深。

教育的基石是教材。而教材的匮乏，曾是联盟教育最大的瓶颈。崇祯五年初建学堂时，全联盟只有七本《三字经》、三本《百家姓》、十几本残缺的《千字文》，还是商队从旧书摊淘来的。学生们共用课本，轮流抄写，常常十天半月才能摸到一次书。

方以智决心改变。他召集了联盟所有通文墨者——顾炎武、黄宗羲、侯方域，加上杨文远等有实学专长的人，成立了“教材编修会”。

他们的理念很明确：教育不为科举，而为实用；教材不当深奥，而当浅显。

第一项成果是《格致初步》。方以智主笔，将他在《物理小识》中的研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全书分天地、水火、金石、草木、鸟兽、人身六卷，每卷十课。

比如“天地卷”第一课：“天非青石所盖，地非巨鳌所驮。天无边际，地是圆球，悬于虚空，绕日而行。”旁边配了简单的示意图——虽然画得不甚精确，但足够颠覆认知。

这本书的编写过程极为艰辛。为求准确，方以智常与杨文远争论至深夜。一次为解释彩虹成因，方以智坚持用传统“阴阳之气”说，杨文远则要用“日光折射水滴”说。

两人各执己见，最后约定做实验：晴天午后，杨文远用喷壶造出水雾，果然现出虹彩；方以智又用三棱镜分光，七彩显现。老学者沉默良久，提笔重写该节。

第二部是顾炎武主编的《史鉴简编》。不同于正史的帝王将相，这本书重点讲历代治乱得失、民生疾苦。开篇便是“桀纣之失在虐民，秦汉之强在重农”，

每一朝都总结几条经验教训，最后附思考题：“若你为县官，遇大旱当如何？”“若你为匠人，官府强征当如何？”——将历史与当下勾连。

第三部是侯方域主编的《诗文读本》。这位才子展现了难得的务实：所选诗文，要么抒写民生疾苦（如杜甫“三吏三别”），要么歌颂劳动创造（如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要么描绘山河壮美。

每篇都有简明注释，还有“读写指导”：如何用诗中意境描写家乡，如何用文中技法记事状物。

但最大的难题是纸张。一本《格致初步》需纸三十张，印一千本便是三万张。而联盟造纸坊月产不过五千张，且质量粗糙，一写就洇。

杨文远带着几个学生，试验了数十种原料：麦秆、稻草、芦苇、破布、树皮……最后发现，用七成麦秆浆、三成破布浆，再加少量石灰漂白，可造出勉强可用的“教育纸”。虽然颜色泛黄、质地脆硬，但总算解决了有无问题。

“总比在沙盘上练字强。”负责蒙学教育的苏婉儿这样说。她记得最初孩子们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风一吹就平；后来用石板，但石板稀缺；现在有了纸，虽然粗糙，但孩子们捧在手里，那种珍视的眼神，让她心酸又欣慰。

到崇祯七年腊月，三部教材各印制了三千册，加上《百姓日用字》五千册，基本做到了“每三生一册”。学生们将书用蓝布包好，每日带来带去，书角磨毛了也舍不得换。

如果说蒙学与实学是通识教育，那么“专修部”则是联盟教育的创新之花。它直接对接联盟的农业、工坊、医护、商业四大系统，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才。

农业专修班设在主学堂西厢，王石头每月来上四次大课。课程完全实用：春季讲选种育种，夏季讲防虫抗旱，秋季讲收割储藏，冬季讲农田水利。

教室外有一片十亩的“试验田”，学生们分小组耕作，记录数据，对比不同耕作法的效果。去年，一个小组试验的“麦豆轮作法”，使亩产提高了半成，如今已在全联盟推广。

工坊专修班最是热闹，分铁器、纺织、木工、建筑四个方向。韩铁匠和春娘轮流授课，不仅讲技术，更讲“匠道”。“打铁要趁热，做事要趁时。”“织布如做人，经纬分明，一丝不苟。”

医护专修班由刘郎中主持。这个老郎中原本秘技自珍，在黄宗羲“医道当济世”的劝说下，终于开门授徒。他不仅教望闻问切、常见药方，更强调医德：“医者父母心，见病如见亲。富者不索重酬，贫者不取分文。”

商业专修班则是李明的心血。他亲自编写《商道初阶》，从最基础的记账、识货、议价，到复杂的行情分析、风险预估。

“学了就能用，用了就见效。”这是专修班学生常说的话。

教育的核心在教师。联盟二十所学堂，五百名教师，构成了这支传薪队伍的主体。他们中，有方以智、顾炎武这样的大儒，但更多的是速成培训的年轻人——他们或许只比学生多认几百字，多懂几道算题，便被推上讲台。

方以智深知师资是关键。每月朔望两日，他都在主学堂的“师训堂”举办培训。这里没有尊卑之分，老教师、新教师、甚至优秀学生代表，围坐一圈，交流教学心得。

他分享了许多具体方法：识字课可用“联想法”，“田”字像阡陌，“川”字像水流；算数课可用“实物法”，用豆子、石子辅助计算；格致课多做实验，哪怕是最简单的虹吸现象，亲眼见过便终身难忘。

教师待遇也是大问题。起初，教师只有基本口粮，与普通劳力无异。黄宗羲力主提高：“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若无尊崇，何人愿为？”

于是联盟定下规矩：教师俸禄与同级官吏等同，且每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另有补贴；教师子女优先入学，教师家庭减免部分赋役；每年评选“良师”，名字刻于学堂光荣墙。

这些措施，逐渐吸引了一些人才。有些落第秀才，原本在乡间设塾，闻讯而来；有些工坊匠人，虽有手艺但不善表达，经过培训也成了实操课教师；甚至有几个从南方逃难来的读书人，在此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昔为睁眼瞎，见字如见山。借契画个押，全凭中间人。

今入扫盲班，烛下识文书。记账不求人，笔笔自分明。

写信寄儿郎，话语自铺陈。读报知天下，眼界开三分。

感谢先生教，寒暑不辞辛。开启智慧门，再造父母恩。”

除夕夜，贼兵威胁暂缓，但疏散状态未解除。各安全点里，师生们用最简陋的方式守岁。在主安全点——赵家沟最大的教室里，方以智、顾炎武与三百多名师生聚在一起。窑洞中央生着火盆，火光映亮了一张张年轻而疲惫的脸。

没有佳肴，只有烤土豆和热汤；没有烟花，只有洞外呼啸的寒风。但方以智提议：“咱们来诵诗吧。乱世之中，文明之声，便是希望之火。”

他起头，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师生们返回学堂，发现虽然有些窗户被寒风吹破，桌椅蒙尘，但主体完好，书籍安然。在明伦堂前，方以智召集全体师生，发表了简短的新年讲话：

“昨夜，我们在寒窑中守岁，以诗书御寒。今日，我们回到学堂，以知识迎春。教育如灯，能照亮最深的黑暗；知识如舟，可渡越最宽的苦海。过去的时间，从一座破庙，到二十所学堂；从目不识丁，到四成民众能读写——这不是奇迹，这是百万民众用双手、用汗水、用对文明的渴望，共同创造的历史。”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脸庞：“贼兵或许还会来，灾荒或许还会至，乱世或许还很长。但我们有了这些学堂，有了你们这些读书种子，便有了最硬的脊梁、最亮的灯塔。愿我联盟，文教昌明，薪火相传——这薪火，不在别处，就在你们每个人心中、手中、笔中！”

掌声如雷，许多师生泪流满面。那一刻，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教育赋予他们的，不仅是识字算数的技能，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一种文明传承的使命感，一种在乱世中保持理性与尊严的力量。

正午，新一期《新气象月报》发布。首页用整版刊登了方以智的新年祝词，标题便是：“教育如灯，照亮黑暗；知识如舟，渡越苦海。”

文章结尾写道：“今日之一万两千学子，便是明日之十万文明火种。纵有狂风暴雨，此火不灭；纵有千难万险，此舟不沉。因为我们相信：教泽所及，便是文明所至；书香所至，便是希望所生。”

然而，报纸的末版，用最小字号刊登了一条消息：“流寇部队主力仍在附近活动，动向不明。联盟已进入一级戒备。”

所有师生都明白：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但这一次，他们不再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守护的不仅是生命与财产，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明可能——在这里，孩子可以安心读书，女子可以挺胸入学，农人可以识字明理，工匠可以钻研技艺。这片在乱世中艰难生长的教育绿洲，已经成为他们誓死扞卫的精神家园。

而远方的地平线上，战云的阴影正在积聚。新家峁的钟声，能否在风暴中继续鸣响？

学堂的灯火，能否在长夜中持续燃烧？那一万两千名学生、五百教师、二十所学堂，以及四成识字率的民众，将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洪流中，写下自己的答案。

这答案，或许就藏在今夜依然亮着的学堂烛光里，藏在晨起学童的读书声里，藏在老农就着油灯费力辨认字迹的专注神情里。

文明的火种，一旦点燃，便有了自己的生命——脆弱，却顽强；微小，却能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