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秦腔寻根 危机又至（1/2）

2000年3月28日，清晨六点，西安。

火车在铁轨上颠簸了一整夜后，终于缓缓驶入站台。我拎着简单的行李箱走下火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和北京不同的气味——干燥的尘土味，混合着远处飘来的羊肉汤和烤馍的香气。

站台上挤满了人。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背着双肩包的学生，拖着行李箱的游客。广播里用带着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播报到站信息，声音在巨大的穹顶下回荡，像某种古老的咒语。

我来西安是为了采风。

英文专辑《genesis》的录制已经完成大半，但中文专辑《华夏》遇到了瓶颈。我试着把周杰伦、陶喆、林俊杰的歌重新编排，加入更多中国元素，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是技术，不是旋律，是魂。

金佚林院长在电话里说：“你的声音里有技术，有感情，但没有根。去找找你的根在哪里。”

根。这个词很重。对一个重生者来说，根在哪里？在前世的记忆里？在此生的经历里？还是在更遥远的、属于这片土地的血脉里？

我不知道。所以我来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地下埋着无数王朝的遗骨，空气中飘着秦砖汉瓦的尘埃。也许在这里，能找到答案。

接我的是个本地朋友介绍的向导，姓陈，五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他在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专门研究秦腔。

“田先生是吧？”他跟我握手，手很粗糙，掌心有老茧，“听说您想听原汁原味的秦腔？”

“对。”我说，“越老越好。”

陈老师笑了，眼角的皱纹像地图的经纬线：“那您来对了。今天带您去个地方，保证您没听过。”

我们上了辆破旧的桑塔纳，车子在西安的老城区里穿行。

街道两旁是低矮的砖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梧桐树的枝桠在空中交错，把天空切割成碎片。

偶尔能看到城墙的轮廓，青灰色的砖块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

车子最终停在一条小巷口。巷子很窄，勉强能容一辆车通过，两旁是斑驳的土墙。陈老师领着我往里走，拐了几个弯，来到一扇木门前。

门没锁，一推就开。

里面是个院子，不大，铺着青石板，中间有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人合抱。

树下坐着七八个老人，有的拉着板胡，有的敲着梆子，有的端着茶碗。

最中间是个七十多岁的老者，光着头，穿件深蓝色的对襟褂子，正闭着眼睛哼着什么。

陈老师示意我别出声，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下。

老者哼了一会儿，忽然睁开眼睛，开口就唱：

“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声音炸开的瞬间，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不是唱，是吼。从胸腔最深处爆发出来，嘶哑，粗粝，像砂纸在摩擦钢铁。

每一个字都带着千钧之力，砸在地上能砸出坑来。旋律很简单，几乎就是几个音高的重复，但那种生命力——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带着血腥味的生命力，让我动弹不得。

他唱的是《斩李广》。秦腔经典剧目，讲的是忠臣被冤杀的故事。

“拔剑自刎在厅堂——”

声音拔高，像刀锋划过天空。

老者的脖子青筋暴起，脸涨得通红，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那不是表演，是某种仪式。

他在用声音重现那个悲壮的时刻，在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另一个生命的终结。

院子里的其他老人安静地听着。拉板胡的手指在弦上滑动，梆子敲击的节奏像心跳，一声，一声，敲在时间的骨头上。

一曲终了，老者大口喘气，端起茶碗一饮而尽。

茶水顺着花白的胡子流下来，滴在衣襟上。

陈老师这才走过去：“王老，这位是北京来的田先生，想听您唱戏。”

王老抬起眼皮看我，眼神浑浊，但深处有光：“北京来的？听秦腔？”

“对。”我起身鞠躬，“王老唱得太好了。”

“好什么。”他摆摆手，声音沙哑，“没气力了。年轻时候，我能连唱三场不喝水。现在唱一段就得歇半天。”

“但您的声音里有东西。”我说，“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声音。”

王老打量着我：“你是做什么的？”

“写歌，唱歌。”

“流行歌？”

“嗯。”

他笑了，露出一口残缺的牙：“流行歌……软绵绵的，没劲。你看我们秦腔，讲的是什么？忠孝节义，生死爱恨。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们那歌，讲的都是啥？情啊爱啊，腻歪。”

我没反驳。他说得对，但也不对。

“王老，”我在他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我能跟您学一段吗？就学刚才那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院子里其他老人都笑了。一个拉板胡的说：“小伙子，秦腔不是一天能学会的。得用丹田气，得把魂都吼出来。你们城里人，气太短。”

“我试试。”我说。

王老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行，你试试。”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手按在我腹部：“这里，用力。不是用嗓子喊，是用这里。气沉下去，再冲上来，像打井一样。”

我照做。深呼吸，气沉丹田，然后开口：

“我主爷——”

声音出来的瞬间，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太薄，太飘，像纸片在空中飞舞。完全没有王老那种厚重的质感。

“不对。”王老摇头，“再来。想着你心里最恨的事，最痛的事，最过不去的事。把那股劲吼出来。”

最恨的事？最痛的事？

我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前世的画面。

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知道自己一眼到头的人生。

那种不甘，那种遗憾，那种“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执念。

还有今生的画面。

张汝京平静地说“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纳斯达克屏幕上跳动的红色数字。

母亲在电话里说“照顾好自己”。

林薇在信里写“我想去看看未名湖”。

所有情绪堆积在一起，在胸口翻滚，燃烧。

我再次开口：

“我主爷起义在芒砀——”

这一次，声音变了。更厚，更重，带着某种撕裂感。

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喉咙里冲出来，冲破肉体的束缚，冲到天上去。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王老笑了：“有点意思了。”

他坐回椅子上，端起茶碗：“小伙子，你心里有事。”

我喘着气，点点头。

“有事就好。”他说，“唱戏的人，心里得有事。没事的人唱不出好戏。”

上午十点，我告别王老，和陈老师离开小院。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从昨晚关机到现在，十几个未接来电，几十条短信。

我开机，第一个打进来的是高军。

“小田总！你去哪了？！一晚上联系不上！”

“在西安。”我说，“采风。怎么了？”

“出大事了！”高军的声音在颤抖，“国际唱片协会（ifpi）今天早上正式发函了！不是警告，是律师函！要求我们立即下架所有未经授权的音乐，否则一周内提起诉讼！”

我靠在巷子的土墙上，闭上眼睛。

该来的还是来了。

“具体内容？”我问。

“他们列出了三百多首侵权歌曲，要求每首赔偿一万美元，总共三百多万。还说如果不执行，会联合所有会员唱片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起诉我们。”

三百多万美元。两千多万人民币。

如果败诉，公司周转肯定大受影响。

“赵律师怎么说？”我问。

“他在研究。”高军说，“但情况不乐观。ifpi这次是有备而来，专门请了中国的律师团队，证据收集得很全。我们之前打的时间差，可能不管用了。”

我深吸一口气：“工信部那个座谈会呢？”

“时间定了，下周三。但ifpi这么一搞，唱片公司的态度可能会变。他们本来就想收编我们，现在有ifpi撑腰，更不会让步了。”

我看向巷子尽头。阳光从屋檐的缝隙漏下来，在地上切出明暗的分界线。一半光明，一半阴影。

“小田总，”高军的声音低下来，“要不……我们退一步？先下架一部分歌曲，跟ifpi谈判，争取个和解？”

“不行。”我说得很坚决，“退一步，就会退第二步。我们一退，用户就会流失，平台就死了。”

“可是……”

“没有可是。”我打断他，“准备应诉。同时，加快和唱片公司的谈判。告诉滚石、华纳、索尼——我们可以付版权费，但要合理的价格。如果他们想趁火打劫，我们就自己培养原创音乐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高军说：“浩彣，你这是……要跟整个行业为敌。”

“不是为敌。”我说，“是建立新规则。旧的规则已经不适合数字时代了，总要有人去打破。”

挂了电话，我看向陈老师：“陈老师，西安有没有录音棚？不用太好，能录人声就行。”

“有。”陈老师说，“我们研究院就有个小棚。你要录什么？”

“录秦腔。”我说，“录王老刚才唱的那段。”

下午两点，我在戏曲研究院的录音棚里。

棚很小，设备很旧，调音台是八十年代的产物，但还能用。我戴着耳机，站在麦克风前，脑子里回响着王老的声音。

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吼声。

那种带着血腥味的生命力。

我想把这种声音，和现代音乐融合在一起。

不是简单的采样拼接，是真正的融合——让古老的魂，住进现代的躯体里。

我闭上眼睛，开始哼旋律。

不是秦腔的旋律，是我自己的旋律。

电子合成器的音色在耳机里铺开，冰冷，机械，像未来的声音。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加入秦腔的唱腔——不是完整的一段，是碎片化的，扭曲的，像古老文明的回声。

调音师是个年轻女孩，戴着耳机，惊讶地看着我。

我一遍遍尝试。融合，冲突，再融合。

让电子音效和秦腔嘶吼对话，让冰冷的科技和滚烫的血脉碰撞。

三个小时后，我有了雏形。

一段三分半钟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