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蓉蕾究竟是谁”？？（1/2）

“我想说”！！：“这么傲飒地女性”！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霸道女总裁…

“事情发生在，两年前的雨季中”。

有两位女性“朋友圈”，比较复杂的关系中！有着这么一位，看似“高深莫测”；却又带着一副高冷的眼神…

情节开始述起：“蓉蕾是谁？我们如何相遇？”

“我是在一个旧书店的角落里，”第一次见到蓉蕾的！

那时我刚搬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工作又遇到瓶颈，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气的皮球。一个周日的午后，我无意中走进这条老街，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便被一股陈年纸张特有的气息包裹了——那是时间的味道，是无数故事沉睡后呼出的均匀鼻息。

书店不大，两侧顶天立地的书架几乎要把狭窄的过道压垮。光线昏暗，只有几扇蒙尘的玻璃窗漏进些午后懒洋洋的阳光，光束中尘埃缓慢飞舞，像深海中浮游的生物。我漫无目的地浏览，指尖掠过一排排书脊，直到在书店最深处，那个几乎被阴影完全吞噬的角落，我看见了她。

她蹲在地上，面前摊着几本厚重的画册，整个人几乎要埋进书页里。一束斜射的光恰好打在她的侧脸上，勾勒出清晰而柔和的轮廓。她看得那样入神，以至于完全没有察觉到我的存在。我记得她当时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亚麻衬衫，袖子随意挽到肘部，露出纤细却有力的手腕。她的头发松松地束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颊边，随着她翻页的动作微微颤动。

吸引我的不是她的容貌——虽然她确实有一张耐看的脸，眉目清淡如远山——而是她与周围环境形成的那种奇特的和谐。她像是从这些旧书里生长出来的，是文字与时光孕育出的具象。我屏住呼吸，怕惊扰了这幅画面，目光却不自觉地落在她正在翻阅的画册上。那是夏加尔的作品集，翻到的那一页正是《生日》：一对恋人漂浮在半空，男子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扭身亲吻女子。魔幻，甜蜜，超现实。

“你也喜欢夏加尔？”她突然抬起头，目光直直地撞进我的眼里。

我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的眼睛在昏暗中异常明亮，不是那种灼人的光亮，而是像深潭映月，沉静中带着洞悉。

“我……”我有些窘迫，“我只是觉得这幅画很美。”

“美？”她歪了歪头，嘴角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夏加尔说的不只是美。他说，爱能让重力失效。”她用指尖轻轻划过画面上那对漂浮的恋人，“你看，在爱里，人是不必站在地面上的。”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我心里的枯井，激起细微却持久的回响。在那个我对自己、对生活都充满怀疑的时期，这个陌生人的话竟让我有种被理解的错觉。我们就这样在旧书店的角落交谈起来，从夏加尔说到契里科，从超现实主义说到我们各自喜欢的书。她说她叫蓉蕾，就在附近的美术学院教书，周末常来这家书店“挖宝”。

“这些被遗忘的旧书里，有时埋藏着比新书更真实的灵魂。”她说这话时，手指抚过一本封面破损的《追忆似水年华》，动作轻柔得像在触碰婴孩的脸颊。

那个下午，我们聊了三个小时，直到书店老板——一位总是睡眼惺忪的老人——开始不耐烦地收拾，准备打烊。走出书店时，夕阳正把老街染成蜜色，青石板路泛着温润的光。我们并肩走了一段，在巷口分手，没有留联系方式，只是很自然地说了再见，仿佛明天还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遇。

然而接下来的一周，我没有再去那家书店。新工作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到租住的小房间倒头就睡。可是在那些短暂的清醒间隙，我会想起那个下午，想起她谈论夏加尔时发亮的眼睛，想起她说“在爱里，人是不必站在地面上的”。那句话像一句咒语，在我心里悄悄生根。

第二个周日，我几乎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再次推开书店的木门。她果然在那里，还是在那个角落，这次面前摊开的是敦煌壁画的图册。听到门铃响，她抬起头，看见是我，眼睛里闪过一丝光——是 recognition，是“我知道你会来”的笃定。

“上周你没来。”她说的像是“今天天气不错”那样自然。

“工作忙。”我走到她身边蹲下，看着那些历经千年依然绚丽的壁画，“这次是敦煌？”

“你看这飞天，”她指着一幅图片，“和夏加尔的漂浮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东方西方，相隔千年万里，艺术家却都相信人可以脱离大地的束缚。”她转过脸看我，“这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不是吗？对抗重力，对抗一切将我们禁锢于平凡的事物。”

就这样，每周日下午的旧书店角落，成了我们不成文的约定。我们聊艺术，聊文学，聊各自生活中微不足道的悲喜。我逐渐拼凑出她的模样：美术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专攻艺术史，却对物理学、植物学、星象学都有涉猎。她的公寓里堆满了书和画具，窗台上种着几十种多肉植物——“它们是活在时间之外的生物，”她说，“一个月不浇水也死不了，好像活在另一个维度的时空里。”

然而真正让我意识到蓉蕾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是那个下雨的秋日。

那时我在公司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负责的项目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而失败，虽然主要责任不在我，但我仍感到前所未有的自我怀疑。周日，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书店，浑身湿透，失魂落魄。她看见我的样子，什么也没问，只是合上手中的书，站起身说：“走吧，带你去个地方。”

她撑开一把很大的黑色雨伞，我们挤在伞下，走进迷蒙的雨幕。她没有带我回她的公寓，而是领我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一座废弃的小教堂。教堂显然已荒废多年，彩绘玻璃残缺不全，长椅积着厚厚的灰尘，但穹顶的壁画依然依稀可辨——那是最后的审判，天使与魔鬼，救赎与沉沦。

“这里要被拆了，”蓉蕾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堂里产生轻微的回响，“下个月就要动工，建商业中心。”她走到祭坛前，抬头望着穹顶，“我小时候常来这里，那时管教堂的老神父还健在，他会告诉我每一幅壁画的故事。”

我在她身边坐下，雨水顺着发梢滴落。她开始讲述那些壁画的故事，讲但丁的神曲，讲圣经中的寓言，讲艺术如何试图解答人类永恒的困惑：我们为何在此？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何为善，何为恶？

“你看，”她指着穹顶中央那幅已斑驳的壁画，“那是大天使米迦勒，正在称量灵魂的重量。古老的观念认为，善的灵魂是轻的，可以上升至天堂；恶的灵魂是重的，只能坠入地狱。”她停顿了一下，转过头看我，“但这幅画最打动我的，不是善恶的分野，而是那个被称量的灵魂本身——悬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还未被判定，仍有无限可能。”

教堂外雨声潺潺，教堂内只有她平静的叙述声。我突然毫无预兆地哭了起来，数周来的压力、委屈、自我怀疑，在这一刻决堤而出。我没有发出声音，只是眼泪不停地流。蓉蕾没有安慰我，没有说“别哭了”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只是静静地坐着，等我的泪水慢慢止住。

“重力，”等我平静下来，她轻声说，“不只是物理规律，也是一种隐喻。工作、人际关系、社会期望、自我怀疑——这些都是我们的重力。有时候，我们需要一场心灵的失重。”她站起身，走到教堂中央，仰面躺在地上，“来，躺下。”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在她身边躺下。从那个角度仰望穹顶的壁画，视觉完全改变了。那些天使与魔鬼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悬浮在我们上方，仿佛我们正与他们一同漂浮在虚空之中。

“中学时，我第一次在这里躺下看穹顶，”蓉蕾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视角决定了一切。站着看，我们是渺小的信徒，仰视神明；躺着看，我们与神明共处于同一空间。”她沉默了一会儿，“生活压垮你的时候，试着改变视角。躺着看，倒立着看，透过棱镜看，隔着泪眼看——世界会以不同的模样呈现。”

我们在那座废弃教堂的地板上躺了很久，直到暮色透过残破的彩窗渗入，在布满灰尘的地面上投下恍惚的光斑。离开时，雨已经停了，西天的云隙射出几道金光，整座城市像是被重新洗过一样清新。走到巷口，蓉蕾突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叫蓉蕾吗？”

我摇头。

“蓉是我母亲的姓，蕾是我父亲选的，寓意花蕾。”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复杂的东西，“但他们在我五岁时就分开了。这个名字像他们失败婚姻的纪念碑，我曾经很讨厌它。直到后来学艺术史，看到敦煌壁画里那些未完成的线描，突然明白了——蕾，是未完成的状态，是可能性本身。一幅完成的画固然好，但未完成的线描里，有更多可能的方向，更多的‘假如’和‘也许’。”

她看着我的眼睛：“我们都是未完成的作品，在人生的画布上，我们都还只是线描。线描不必害怕画错，因为一切都还可以修改、覆盖、重新构思。”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她谈起自己的过去。她总是活在当下，谈论艺术、书籍、天空中奇特的云朵，却很少提及从前。但那一刻的袒露，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无形的墙又消失了一些。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周日约会内容也逐渐丰富。我们不再局限于书店，开始探索这座城市被遗忘的角落：午夜关闭的水族馆，隔着玻璃看鲨鱼在蓝光中巡游；凌晨的蔬果批发市场，在堆积如山的南瓜和番茄间穿行，看商人们在雾气中讨价还价；城市边缘的废弃铁道，沿着生锈的铁轨走到尽头，看夕阳在远山后沉没。

蓉蕾有一种天赋，能在最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奇迹。她会指着一面长满爬墙虎的老墙说：“看，这是时间的浮雕。”会捡起一片不对称的梧桐叶：“这是自然界的偶然艺术。”会在公交车上观察乘客的侧脸，低声告诉我她为每个人虚构的故事。通过她的眼睛，我重新看见了世界——不再是需要应对的问题集合，而是充满隐喻和故事的奇迹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