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8章 汉末三国时期的法律法规（2/2）

- **特殊法规**：针对山越（南方少数民族）叛乱，制定《山越科》，强制其编入户籍或军队；对海外贸易（如与辽东、东南亚）的管理法规（虽无直接条文，但出土吴简中可见“关市”税收记录）。

### **三、法律内容的主要领域**

1. **刑事法**

- **罪名**：沿用汉代“谋反”“大逆”“不孝”等重罪，新增“劫略”（抢劫）、“擅杀”（地方豪强私刑）等针对乱世的罪名。

- **刑罚**：主刑仍为“五刑”（死、流、徒、杖、笞），死刑包括斩首、腰斩、弃市，流刑（迁徙边疆）增多（因人口流失，需充实边境），肉刑（如宫刑）在局部地区恢复（如东吴对叛乱者使用）。

- **连坐制度普遍**：士兵逃亡、谋反等罪均连坐家属，曹操“士亡法”、东吴“逃叛科”中尤为突出。

2. **民事法**

- **土地与户籍**：各国均推行“屯田制”，曹魏有《屯田法》，规定屯田客（农民）与国家分成（如“兵屯”5:5分成，“民屯”6:4分成），土地所有权归国家，禁止买卖；户籍管理严格，出土吴简（如走马楼吴简）中可见“户籍簿”“吏民田家莂”（土地租佃契约），记录人口与土地分配。

- **婚姻家庭**：沿用汉代“一夫一妻多妾制”，强调“孝道”，曹魏禁止“父母在别籍异财”（分家），东吴规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增加人口）。

- **契约关系**：出土吴简显示，民间有“贷钱券”“卖田券”等契约，涉及借贷、土地买卖，需官府登记才具法律效力。

3. **行政法**

- **官员管理**：曹魏《新律》设《请赇律》严惩官员受贿，《擅兴律》限制地方擅自征兵；蜀汉对官员考核严格（诸葛亮《考黜法》），东吴设“校事”（监察官）监督百官（但后期校事滥用职权，引发士族不满）。

- **地方制度**：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以“家世、德行、才能”定官品，法律上确认其选官体系；蜀汉、东吴则更多依赖军功和士族世袭。

4. **军事法**

因战争频繁，军事法最为严密：

- **军权集中**：各国均规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将领需定期汇报（如诸葛亮《出师表》中“斟酌损益，进尽忠言”）。

- **后勤保障**：曹魏《收租调令》规定“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保障军粮军需；蜀汉《督运法》严惩粮草延误（如李严案）。

### **四、法律的特点与历史影响**

1. **过渡性**：上承汉代法律传统，下启西晋《泰始律》（267年），曹魏《新律》的篇章结构、“刑名”总则、“八议”制度等为后世法典奠定基础。

2. **实用性**：因战乱简化条文，以“科”“令”灵活调整，适应政权稳定需求（如屯田法、士亡法）。

3. **阶级性**：“八议”入律、士族特权等强化了法律对贵族官僚的保护，同时对底层民众（士兵、屯田客）的压迫加剧（如连坐、重税）。

4. **区域差异**：曹魏侧重系统化改革，蜀汉强调“公平严明”，东吴依赖士族与军事控制，反映各国政治基础的不同。

### **五、史料局限与研究现状**

因三国时期战乱导致法典散佚，完整法律文本仅存《新律》部分篇目（辑自《晋书·刑法志》），蜀汉《蜀科》、东吴《科条》无原文留存，研究主要依赖史书记载（如《三国志》列传中法律案例）和出土文献（如走马楼吴简、居延汉简中的三国部分）。近年通过简牍研究，对基层法律实践（如户籍、税收、契约）的认识有所深化，但整体法律体系仍需结合后世追述（如《唐律疏议》对曹魏律的评价）进行重构。

### **总结**

汉末三国法律是**乱世中的制度重建**，既继承汉代法律框架，又因政权割据和战争需求进行创新（如“八议”入律、法典结构优化），同时呈现出“重刑维稳”“士族妥协”“区域差异”的特点。其核心目标是服务于军事斗争与政权巩固，为西晋统一后的法律整合（如《泰始律》）提供了重要过渡，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