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四） 醉江楼辩理：蓉卿评唐宗，功显贞观史，血藏玄武门（1/2）

醉江楼辩理：蓉卿评唐宗，功显贞观史，血藏玄武门

（场景：四月十六日午时中，利州“醉江楼”三楼，江风暂歇，正午日光透过雕花窗棂，在案几上洒下明晃晃的光斑，案中热茶又添新沸，热气漫过众人仍带沉思的脸——刚听完“君臣坐而论道”的真与假，也忆过商纣冤屈与独尊儒术之害，此刻都凝着神，等着黄蓉拆那位“千古明君”唐太宗的光环，厅内气氛比先前更添几分郑重。）

我只是想让诸位明白，看历史，不能只信胜利者的史书；论思想，不能只守一家之言；看君臣，不能只认“君为臣纲”，更要记得武丁傅说、周公成王曾有的坦荡——他们没有森严到窒息的等级，没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荒唐，只有“同坐论策、共担安危”的本心，这才是治国兴邦的根本，而非靠教条捆住人心、靠威严压制异见。

先前有人说“君臣就该君在上、臣在下”，可武丁放下帝王身段，去傅岩请奴隶傅说做相，同坐议事才开创盛世；周公摄政时不独断，成王亲政后仍与他共商国事，才换来“成康盛世”的安稳。若那时便有“君为臣纲”的教条，傅说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一辈子筑墙；周公即便心怀天下，也会因“摄政逾矩”被治罪，哪来后来的西周安定？

说到底，“君臣之道”的核心从不是“尊卑”，而是“同心”；“治国之理”的关键也从不是“统一”，而是“纳善”。董仲舒“独尊儒术”后，把“君为臣纲”变成了枷锁，把“坐而论道”变成了罪过，看似定了“秩序”，实则断了“活力”——朝堂上没人敢说真话，君主听不到实情，即便有贤才，也只能在跪拜与顺从中消磨志气，这才是最可怕的“乱”，比诸侯纷争更伤国本。

今日说这些，不是要诸位否定所有规矩，而是要分清“规矩为谁而设”：是为了让君臣同心护百姓，还是为了让君主集权束臣子？是为了让天下人各展其才，还是为了让一家之言垄断思想？

接下来，咱们便要说说一位被世人捧为“完美贤君”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世人多赞他“贞观之治”、“纳谏如流”，说他重拾了“君臣相得”的模样，这份功绩的确该肯定，可史书里藏着的“玄武门之变”，那些“杀兄霸嫂、屠戮亲侄”的往事，还有他登基后修改史书、抹黑李建成的举动，也不该被“贤君”的光环掩盖。更要说说，他所谓的“纳谏如流”，与武丁、周公时期的“坐而论道”，究竟有何不同——前者仍有“君赐臣敢言”的底色，后者却是“君臣平等论理”的本心。

既蒙诸位愿意听，那咱们便把这话摊开了说，先定个基调：我赞他的“贞观之治”，却不替他藏“玄武门之变”的血；我认他“纳谏如流”的难得，却不混他“君赐敢言”与“君臣平等论理”的本质，功是功，过是过，半点不掺假。

诸位只知贞观年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只知魏徵敢拿着奏折当面骂他，说他“居安忘危、戒奢忘俭”，他非但不怒，还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把魏徵当成心头镜；更知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隋末战乱后流离失所的百姓，短短几年便有了田种、有了饭吃，连突厥、吐蕃这些周边部落，都来长安称臣，尊他为“天可汗”。

这些功绩，不是史书吹出来的，是刻在百姓日子里的——多少人家从“流离失所”到“安居乐业”，多少孩童从“忍饥挨饿”到“能进学堂”，都是他登基后实打实做的。这份护百姓安稳、促天下太平的功，该赞，该记，哪怕接下来要说他的过，也绝不能把这份功劳一并抹煞，这才是读史的公道。

这话一出，青衫学子紧绷的眉梢明显松了些，连那一直拧着眉的老乡绅都点头附和：“黄军师这话在理！老夫幼时听先生讲史，最佩服的便是唐太宗，觉得能容得下臣子直言、能让百姓吃饱饭的帝王，便是顶好的贤君，这般功绩，的确难得。”

“可‘贤君’的光环再亮，也不该遮住他夺权时的血雨腥风；史书的称颂再盛，也不该藏起他为了帝位，杀兄、屠弟、屠戮亲侄，还纳了兄嫂、弟媳的往事——更不该把他的兄长李建成，塑造成‘昏庸无能、嫉贤妒能’的反面，彻底抹煞李建成的真实功绩！”黄蓉话锋陡然一转，语气沉了几分，每个字都像砸在案几上，震得众人耳膜发响，“诸位只知‘贞观之治’，只知李建成‘害李世民’，可知道李建成从不是史书里写的‘草包太子’？知道他为唐朝开国、稳定关中，做了多少实打实的事？知道李元吉曾劝李建成先杀李世民，而李建成始终未从？知道李世民的龙椅，是踩着兄长的仁心与鲜血，才坐稳的？”

“什么？！”这话像惊雷炸在厅内，利州知府猛地抬手按在案几上，指节都泛了白；老乡绅更是张大了嘴，捋着胡须的手直接僵在半空——不仅唐太宗有“血债”、李建成有“功绩”，连四皇子李元吉，竟还劝过杀李世民，而李建成没同意？这彻底颠覆了众人从小到大听的史！

黄蓉先缓了缓语气，先为李建成正名，连带着说清李元吉与他的分歧，字字皆有依据：“要讲玄武门之变，先得说清李建成的真实模样，也得说清他与李元吉的不同。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李世民领兵在外征战，而李建成，便担起了‘守根本、稳后方’的重任——关中是唐朝的根基，长安是都城，若后方不稳，李世民在外打得再凶，也没用，这份担子，全压在李建成身上。

他刚到长安，便着手整顿军纪，那时唐军初入都城，有些士卒趁机劫掠百姓，李建成当即下令‘凡劫掠者，立斩不赦’，还亲自带着亲兵巡查街巷，把劫掠的士卒当场处置，短短几日便稳住了长安秩序，百姓也从‘怕唐军’变成了‘信唐军’。后来李渊登基，立李建成为太子，他更是把‘稳关中、安民生’当成首要事：隋末战乱后，关中田地荒芜，他便推行‘劝农令’，亲自带着官员去田间巡查，教百姓耕种之法，还减免关中赋税三年，让流离的百姓纷纷返乡种田；那时关中常有盗匪作乱，他又亲自领兵清剿，不是一味杀戮，而是对愿意归降的盗匪，分给田地、教他们谋生，短短一年，关中便‘盗匪绝迹、百姓安居’——若没有李建成守住后方，稳住关中的粮饷与民心，李世民在外征战，哪来的粮草补给？哪来的安稳后方可退？

再说军功，李建成也绝非‘毫无战功’。武德二年，刘武周勾结突厥，攻占河东，逼近关中，当时李世民正领兵在陇西平乱，无法回援，是李建成主动请战，带着大军北上。他知道突厥骑兵骁勇，便避开正面硬拼，转而截断刘武周的粮道，再派轻骑袭扰其军营，待刘武周军队粮草耗尽、军心涣散，才率军出击，一举击溃敌军，收复了河东重镇——这一战，保住了关中的北大门，若河东失守，突厥与刘武周联军便可直逼长安，唐朝刚开国便要面临亡国之危，这份军功，难道不比一场局部征战更重要？

至于兄弟间的权力之争，李建成也并非‘一心害李世民’，甚至比李元吉更重‘亲情’。史书记载，李元吉性子急躁狠辣，见李世民军功渐盛、威望日高，多次在李建成面前劝他‘先下手为强’：一次是李世民平定洛阳后，李元吉私下找李建成，说‘秦王功高盖主，日后必成后患，不如趁他回长安，设宴请客，在酒中下毒除了他’；还有一次，李元吉提议‘调秦王去守边疆，待他离京后，再派人半路截杀，对外只说意外身亡’。

可李建成每次都拒绝了，他对李元吉说‘秦王是我亲弟，又为大唐征战有功，若我杀了他，便是手足相残，不仅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天下百姓，更会让大唐根基动摇’。后来李渊也察觉兄弟间的间隙，想把李世民封到洛阳，让兄弟二人各守一方，李元吉又劝李建成‘绝不能让秦王去洛阳，一旦他有了封地与兵权，便是养虎为患，到时再想除他，就难了’，可李建成还是没听，反倒觉得‘各守一方，能避争端，是好事’——两人虽因‘太子之位’有政见分歧，有权力之争，可李建成始终念及‘兄弟亲情’，不愿痛下杀手，而李元吉虽站在他这边，却比他狠绝得多，可史书为了抹黑李建成，故意把李元吉的‘劝杀’，说成是‘李建成与李元吉合谋’，把李建成的‘仁心’，扭曲成了‘假意隐忍、伺机下手’，何其不公！

更别说史书记载的李建成‘下毒、调兵’，细查《旧唐书》的原始史料，只提‘太子与秦王有隙’，没提‘下毒’的具体细节；至于调走李世民的将士，也并非‘害他’，而是当时唐朝初定，各地仍有战乱，李建成作为太子，需统筹全国兵力，调兵是为了镇守各地，并非针对李世民。反倒有记载，李建成曾多次在李渊面前为李世民说话，说他‘征战有功，当赏不当罚’，甚至劝李渊‘秦王有雄才，可委以重任，不必疑他’——这样的人，怎会是‘昏庸嫉贤，必除李世民而后快’的恶人？